1945年的敦煌，风沙卷着砾石打在莫高窟的崖壁上，像永不停歇的叹息。陈芝秀攥着早已被磨破的衣角，望着远处丈夫常书鸿埋首临摹壁画的背影，终究狠下心——以去兰州检查身体为由，跟着同乡下属赵忠清私奔了，留下14岁的女儿常沙娜和4岁的儿子常嘉陵，还有那个让她窒息的戈壁荒漠。 谁也没想到，这场逃离，竟让昔日的巴黎名媛，在二十年后的杭州街头，沦为了巷弄里最不起眼的洗衣妇。 1963年的深秋，常沙娜因写生回到故乡杭州，在大伯的劝说下，赴约去见那个缺席了17年的母亲。巷口的晾衣绳上挂满了油腻的工装，寒风中飘着皂角的涩味，一个佝偻的身影正费力地捶打着石板上的衣服，花白的头发上沾着星星点点的肥皂沫，腰间的围裙补了三层补丁，手指关节肿得像老树根，合不拢也伸不直。 “妈？”常沙娜的声音带着颤抖，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目光浑浊的妇人，就是当年在巴黎穿斜纹呢大衣、被《费加罗报》称作“东方缪斯”的母亲。 陈芝秀猛地抬头，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迅速黯淡下去。她慌忙把湿手在裤缝上反复擦拭，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沙娜，你长高了。” 没有拥抱，没有眼泪，只有两句生涩的寒暄，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尘埃。 两人坐在巷口的石阶上，陈芝秀才慢慢道出这些年的遭遇。私奔回杭州后，她本以为能重拾昔日繁华，可没过几年，赵忠清就因贪污入狱，她瞬间没了生活来源。走投无路之下，她嫁给了一个普通工人，生了个儿子，为了贴补家用，只能靠帮人洗衣糊口，一天涮200件工装，才能换18块人民币。儿媳妇待她刻薄，把她当老妈子使唤，8平米的小屋里，她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 “我当年不是要故意害你们，”陈芝秀低着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带着无尽的悔恨，“只是敦煌的风沙太吃人了，你弟弟发高烧凑不出一针青霉素，我看着满地的黄沙，就想逃，只想逃开那片看不到头的苦日子。” 她顿了顿，浑浊的眼里泛起水光，“一失足成千古恨，沙娜，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 常沙娜的心猛地一揪。她想起小时候在敦煌，母亲总在夜里偷偷抹泪，戈壁的风把她的皮肤吹得干裂，曾经能捏出精美雕塑的手，要用来拾柴、做饭、缝补破衣；想起父亲一心扑在壁画上，忽略了母亲对繁华生活的眷恋，对思乡情绪的漠视。那些年的委屈与绝望，她虽年幼，却也依稀记得。眼前的母亲，早已没了当年的骄傲，只剩下被生活磋磨后的卑微与憔悴，她的苦难，早已远超当年的过错。 “妈，我理解你。”常沙娜握住母亲肿得变形的手，眼眶泛红，“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那次相见后，常沙娜便开始每月给母亲寄钱。她怕伤了母亲的自尊，从不在信里提接济的事，只是把钱夹在《米开朗基罗》画册里寄过去，邮局的阿姨都好奇这书为何总沉甸甸的。陈芝秀收到钱后，总会写封短信，说买了奶粉给小儿子，买了热水袋过冬，字里行间满是小心翼翼的感激。她没舍得乱花一分钱，后来把攒下的钱，给常沙娜的外孙买了块上海牌手表。 常沙娜知道，母亲当年的选择终究是错的，她缺席了自己和弟弟的成长，给这个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可她更明白，母亲的逃离，是对戈壁苦难的绝望反抗，是那个时代里，一个追求精致生活的女性，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做出的无奈抉择。常书鸿晚年在日记里也曾自我谴责：“我没有重视她的思乡情绪，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1979年，陈芝秀去世了，临终前还攥着一本泛黄的相册，里面是她年轻时在巴黎的照片，穿着旗袍，眉眼如画。常沙娜按照母亲的遗愿，寄了笔钱给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也算给这段曲折的母女情，画上了一个温和的句号。 有人骂陈芝秀“抛夫弃子”，可没人记得，她曾是个才华横溢的雕塑家，曾为了家庭，妥协着走进了不喜欢的荒漠；有人惋惜她的堕落，却没人看见，她在命运的毒酒面前，也曾是个无助的受害者。常沙娜的原谅，不是纵容过错，而是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无奈——有些选择，无关善恶，只是绝境中的挣扎。 多年后，中国美术馆里，陈芝秀早年创作的《母与子》静静陈列，聚光灯下，法式优雅的线条里，藏着她对孩子最后的温柔。那是她留给世界的一抹淡香，如同她的人生，虽满是遗憾，却也在尘埃里，留下过曾经的光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