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先念访问 阿尔巴尼亚 时，曾提出一个问题：阿尔巴尼亚拿中国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阿方部长会议主席 谢胡 竟表示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那次会谈谢胡同李先念谈了六个多小时，内容全部是“要东西”。 李先念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征和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地方领导岗位转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政经济和对外援助。他推动国家工业建设，还协调多项国际合作项目。1969年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他已积累丰富外交经验，重点考察援助效果。谢胡则从反法西斯斗争起步，二战中领导游击队，战后掌管阿尔巴尼亚行政事务。他主导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但对外依赖中国支持。耿飚作为大使，之前在多个国家任职，1969年到阿尔巴尼亚后，深入调查援助使用情况。他的报告成为关键依据，推动中方反思援助模式。这些人物背景奠定了访问事件的基调，他们的经历反映出两国合作的现实基础。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阿尔巴尼亚选择与中国结盟，成为欧洲唯一公开支持中国的国家。中国以国际主义精神提供全面援助，包括设备、技术和资金，帮助阿尔巴尼亚发展工业和农业。这种支持源于地缘政治需要，中国视阿尔巴尼亚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堡垒。但援助规模巨大，中国国内资源紧张，却倾力相助。耿飚大使在基层考察中发现问题，中国优质化肥露天堆放导致浪费，援助棉花制成的纺织品在市场出售，无缝钢管用于电线杆，而中国本土多用简易材料。这些事实上报国内，引起高层关注。李先念访问时带着这些疑问，旨在评估援助态度和效果。 访问期间，李先念与谢胡会谈焦点转向援助请求。谢胡直接表示从未考虑偿还，这反映出阿尔巴尼亚将中国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的义务，而非互惠合作。他详细列出下一个五年计划需求，包括化肥厂、纺织设备和资金支持，甚至提出全国照明后每个农业社配电视。这些要求超出阿尔巴尼亚实际能力和中国承受范围。中国援助本意是帮助自立自强，但现实中助长了依赖。李先念的提问直指核心，暴露两国认知差距。会谈持续六小时，全是索取内容，这让中方认识到无限援助难以为继，可能适得其反。耿飚的报告与这次经历结合，推动政策调整。 中阿关系在1970年代因分歧加深而冷却。中国开始压缩援助规模，强调受援国自身努力和实效性。阿尔巴尼亚不满这种转变，继续提出大规模需求。1974年，他们要求未来五年50亿元人民币贷款，中国只同意10亿元。这引发不满，阿尔巴尼亚在原油和沥青供应上设置障碍。中国外交渠道多次交涉，但关系持续紧张。1978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全面终止援助，包括经济和军事项目。这标志着近20年单方面付出的合作期结束。援助终止源于积累矛盾，中国无力满足不切实际索求，也认识到平等互助的重要性。 谢胡1981年在内部斗争中自杀身亡。耿飚2000年在北京逝世。阿尔巴尼亚后来归还一艘报废火车渡轮，作为象征性举动。这艘船锈迹斑斑，停放多年，提醒国与国交往需基于相互尊重，而非单向给予。整个事件反映国际援助的复杂性，中国从中学到平衡自身发展和对外支持的教训。阿尔巴尼亚的依赖模式也暴露小国在冷战中的生存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