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贵州省法院判处原国军起义中将马守援死刑，马守援曾想向带他起义的时任川西行署委员、交通厅厅长郭勋祺以及他昔日的老上司共和国开国元帅刘伯承求救，但还没等他联系到他们，他就已经被枪毙了。 马守援1899年出生于贵州龙里县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展现出对军事的兴趣。1910年代，他进入贵州讲武堂接受系统训练，学习步兵战术和指挥基础。毕业后加入贵州军阀袁祖铭部队，从排长做起。在多次平叛作战中，他参与指挥小规模战斗，逐步积累经验，升至连长职位。这段时期让他熟悉贵州地形和地方武装组织方式。之后调入四川川军，在刘伯承手下担任营长。刘伯承当时负责部队训练，马守援参与日常演习和边境防务，从中学习到更精细的战术布置。在川军服役期间，他与郭勋祺建立联系，两人共同处理军务事宜。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军旅生涯奠定基础。 1930年，马守援进入国民政府中央军，任少将参谋长，负责作战计划制定。在中央军中，他处理多起部队调动事务，提升了战略规划能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贵州担任军管区参谋长，组织地方部队对抗日军。在黔南地区，他指挥几次阻击战，协调民兵和正规军配合，阻挡日军推进。这些战斗中，他注重利用地形优势布置防御阵地，减少了地方损失。1945年抗战胜利，他晋升中将，出任贵州保安副司令，主管全省治安维护。在这个职位上，他管理巡逻队和情报收集，确保地区稳定。1948年国共内战加剧，他选择辞职，返回贵阳购置一处小院，开始闲居生活。每天阅读书籍和处理家务，远离军政事务。 1949年5月，马守援携妻儿前往重庆，拜访老友郭勋祺。当时郭勋祺担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正在推动国军部队起义。马守援抵达后立即参与，利用个人关系网，说服国军61师师长陈桦率部投诚。这次劝降行动涉及多次协商，陈桦最终同意部队起义，促进四川解放进程。郭勋祺认可马守援的贡献，认为其人脉发挥关键作用。四川解放后，郭勋祺建议他留在新政府任职，马守援以年龄为由拒绝，返回贵阳继续闲居。日常生活中，他保持低调，避免卷入政治漩涡。这段起义经历本应成为他新生活的起点，却在后续事件中成为审查焦点。 1951年镇反运动展开，马守援因曾任国军中将被列入审查对象。民兵将其从家中带走，关入拘留所。他在牢中写信求助郭勋祺，列出重庆劝降61师的具体贡献，期望郭勋祺出面证明。接着写给刘伯承，提及川军时期的上司下属关系，请求干预。这些信件被扣押，从未送出。几天后，贵州省法院开庭审理，宣读反革命罪指控。马守援在庭上辩解起义事实，但判决迅速下达，死刑立即执行。执行过程在贵阳郊外完成，他未能联系上求助对象。整个事件反映出镇反运动中对旧军官的严格审查，许多类似背景人员面临相同命运。 马守援的求助信未能寄出，凸显了通信渠道的阻断。在拘留所等待期间，他多次询问信件进展，但无回应。法院审理聚焦于其国军历史，忽略起义贡献。判决书强调反革命罪行，导致快速执行。郭勋祺在四川处理事务，刘伯承在北京从事军事教育，两人均未收到信息。这段过程显示出信息流通的局限性，许多起义将领在镇反中遭遇类似审查。马守援的案例成为历史档案中的一例，揭示时代背景下个人努力的无奈。 马守援死后，家人保持沉默，镇反运动时期无人公开讨论。郭勋祺通过渠道得知消息，却因工作繁忙未进一步处理。刘伯承专注军事学院事务，对此事不知情。马守援的事迹一度被遗忘，仅在家庭中流传。198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推动旧案复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调查。档案室中翻阅四川解放时期文件，确认劝降61师作用。调查组走访起义老兵，收集证词证明无反革命事实。法院会议审阅材料，逐项核对，最终撤销1951年判决，认定起义人员身份，恢复名誉。家人收到文书，结束多年等待。 复查工作中，贵州省高院调取多份档案，包括重庆起义记录和川军历史资料。证人回忆马守援在劝降中的协调作用，提供具体细节。法院文件起草注重事实依据，避免主观判断。这次平反属于全国范围内类似案件处理的一部分，许多旧军官获得公正评价。马守援的恢复名誉让其贡献重新被认可，融入历史叙述中。整个过程体现了政策调整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