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新四军战士李福兴在清理战场时，眼尖地发现一具日军尸体上挂着一把步枪。就在他伸手准备缴获这件武器时，“尸体“猛然睁眼，死而复生，电光火石间，那日军狠狠咬住李福兴手臂，瞬间鲜血直流！随后拔出枪抵在他的太阳穴！ 这一年，李福兴23岁。 三个月前，这个江西乐安县青年才穿上军装。 家里四兄弟，他排行老三，大哥二哥的名字早已刻在抗日烈士纪念碑上——国仇家恨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在征兵站攥碎了登记表。 彼时8月的太阳正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遍街头，高邮城头却飘着异样的旗。 这座苏北战略要地，数千日伪军把枪架在城垛上，子弹上膛的咔咔声在运河边回荡——他们拒绝缴械，说要“战至最后一人”。 华中野战军的命令来得很急：粟裕司令员亲自指挥，这将是抗日战争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 12月的苏北平原结着薄冰，李福兴和战友们蹚过冻僵的麦田，向村落据点发起冲锋。 枪声停歇后，他攥着刺刀检查战场，积雪里混着弹壳和断木。 那具“尸体”就蜷在柴堆边，军靴上还沾着新四军的绑腿布条——后来才知道，这是流弹擦伤胳膊的普通日军，看部队溃败就往尸体堆里一躺，想等天黑溜走。 当李福兴的手指触到步枪背带时，对方突然像弹簧般弹起。 牙齿咬进左臂的瞬间，李福兴闻到一股浓烈的硝烟和劣质烟草味。 他另一只手死死按住对方肩膀，指节因用力泛白；日军腾出的右手在腰间乱摸，冰凉的枪管很快贴上李福兴太阳穴。 “鬼子活了！快来人！” 喊声撕破了战场的死寂。 战友们从断墙后冲出来，枪托带着风声砸向日军后背。 咬着手臂的力道松了，李福兴趁机抽回胳膊，血珠滴在雪地上，像散落的红豆。 另一个战友拧住日军持枪的手腕，只听咔嗒一声，南部十四式手枪掉在冻硬的泥地上。 包扎伤口时，李福兴数着手臂上的牙印——两排，深可见肉。 “新兵都这样，” 卫生员一边剪纱布一边叹气，“上个月三营的小王，检查‘尸体’时被装死的鬼子用刺刀挑了肚子。” 部队早有规定：清理战场要先拿枪托敲敲“尸体”的脑袋。 可李福兴入伍才九个月，枪还没捂热，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战地医院的煤油灯忽明忽暗，他躺在稻草堆上，听隔壁床的老兵讲高邮城外的攻势——战士们在城墙下挖交通壕，把土筐垒成掩体；喇叭里放着日语广播，传单像雪片飘进城里：“你们的天皇已经投降了。” 12月25日夜，总攻的号声穿透寒雾。 李福兴在医院的窗户缝里看到火光，那是攻城部队点燃的火把，沿着城墙根连成一条火龙。 第二天一早，消息传来：日军指挥官岩崎大佐交出了指挥刀，一千一百多日军被歼，八百九十二人被俘——这是新四军抗战中俘虏日军最多的一仗。 伤愈归队时，李福兴把那两排牙印刻进了心里。 后来打淮海战役，他带头炸碉堡，却不忘先用手榴弹清场；渡江战役时，他抱着木板游在最前面，还回头提醒战友“小心水里的暗堡”。 1953年退役，组织要安排他去县武装部，他摆摆手回了乐安县老家。 有人说他傻，战场上流过血的功臣，咋甘心当农民？ 他只是笑笑，扛着锄头下地，手掌磨出的茧子比枪茧还厚。 村里办扫盲班，他第一个报名当老师，在黑板上写“新中国”三个字，一笔一画，像刻在石碑上。 再后来，村小学缺老师，他又站上讲台，一站就是二十多年。 孩子们总爱摸他胳膊上的疤痕，像摸地图上的河流。 “这是打仗时留下的。” 他从不细说，只在讲到“勇敢”时，会顿一顿，“勇敢不是不怕，是怕的时候，也敢往前走。” 那道疤痕跟着他，从战场到田埂，从黑板到坟头。 如今坟前的草青了又黄，可只要有人还记得那些牙印的故事，有些东西就永远不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