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统少将正在街上闲逛，忽然看到一个过去认识的地下党很眼熟，大喜过望，

1949年，军统少将正在街上闲逛，忽然看到一个过去认识的地下党很眼熟，大喜过望，冲上前去将人紧紧抓住，对着周边的群众口中大喊：“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 那天的重庆，雾气裹着寒意，保安路的商铺大多半掩着门，茶摊老板用抹布反复擦拭桌面，竹椅上落着层薄薄的灰。 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李修凯，正揣着一封未送出的投诚信，漫无目的地走着。信纸上“愿戴罪立功”五个字被手指摩挲得发毛，他知道，重庆解放后的第十二天，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巷口烟摊前，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正低头数钱。那佝偻的肩膀，数钱时微微颤抖的手指，让李修凯的脚步猛地顿住。 他真的是那个人吗？李修凯退到茶摊阴影里，假装系鞋带，目光却像钉子般钉在男人耳后——那颗绿豆大的痣，和记忆里磁器口看守所里的人一模一样。 “冉益智？”这个名字在喉咙里滚过，带着铁锈味。 去年四月，就是这个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男人，在审讯室坐了不到三小时，就把八十多个地下党员的名字、住址全抖了出来。江竹筠常去的观音桥杂货铺，陈然藏文件的书柜夹层，甚至谁习惯在信封右下角画小圆圈——这些细节，李修凯至今记得，因为当时他就坐在对面，看着冉益智的笔尖在纸上划过，沙沙作响。 男人买完烟转身，耳后的痣在雾里若隐若现。李修凯几乎是扑过去的，左手扣住他手腕，右手死死攥住胳膊：“冉益智，你以为换个‘张浩然’的名字，就能躲进新社会了？” 男人脸色瞬间惨白，挣扎着辩解：“认错人了！我叫张浩然，做小生意的……” “小生意？”李修凯扯下他的瓜皮帽，露出稀疏的头发，“去年在磁器口，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江竹筠每周三下午去杂货铺’，你写‘陈然住中一路15号’，这些你都忘了？八十多条人命，你也敢忘？” 人群渐渐围拢。有人认出李修凯的旧军装，小声议论：“这不是过去的军统官吗？抓叛徒？” “莫不是为了邀功？”不知谁嘀咕一句。 李修凯没理会，只是盯着冉益智的眼睛：“解放了，那些死在你手里的人，总得有个说法。” 这话让议论声停了。有人递来麻绳，有人跑去公安岗亭。冉益智的腿软了，像摊烂泥似的瘫在地上，任由人捆结实。 当天下午，冉益智被送到市公安局。审讯室的白炽灯下，他终于交代：化名“张浩然”躲在市区，本想等户籍清查风头过了逃香港，没想到县城查得更严，只能在市区打游击，今天实在烟瘾犯了，才冒险出来。 消息飞遍重庆。“11·27”烈士的家属连夜写信，字字泣血：“请严惩叛徒，告慰英灵！” 1950年1月，较场口公审大会来了上万人。法官每念一条罪，台下就爆发出怒吼。判决下来那天，冉益智要求：“给我一顶帽子，别让太阳晒着我的脸。” 李修凯后来在投诚材料里写：“我抓他，不是为了表功。只是那天走在保安路，看着半掩的商铺门，想着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他们总得有个交代。” 如今保安路的茶摊换成了咖啡馆，玻璃窗擦得锃亮。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暖融融的。 偶尔有老人坐在窗边，指着街对面：“以前那儿有个烟摊，卖‘大前门’。” 没人再提灰布长衫的买烟人，也没人记得扣住他手腕的军统少将。 但有些事，像冉益智耳后那颗痣，藏不住，也磨不掉。 背叛信仰的人，以为换个名字就能躲进阳光里；可历史的眼睛，从来都看得清——哪些面孔该被记住，哪些灵魂，连太阳都不屑于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