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公审大会总是选在人多的地方，体育场、广场上搭起临时台子，扩音器里的宣判声能传二里地。 犯人们胸前挂着写着“流氓犯”“盗窃犯”的木牌，低着头站在卡车上，背后是黑压压的人群，有人扔菜叶，有人骂脏话，更多人只是盯着那些年轻的脸，后来才知道，他们中不少人刚满20岁。 那年头城里确实乱。 1979年到1983年，一千七百万知青从乡下回到城里，加上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两千多万人没活儿干。 国营厂招工名额有限，个体户刚冒头，多数青年只能在街上游荡。 北京“菜刀队”四十多号人在火车站抢东西，上海有人结伙扒窃，连跳个贴面舞都可能被说成“耍流氓”。 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报纸上天天喊“必须严厉打击”。 8月25号中央文件下来，说要“从重从快、一网打尽”。 紧接着全国人大改了刑法，流氓罪能判死刑。 北京工人体育场那次公审最轰动，一万五千人坐着看，21个罪犯当场判了死刑。 宣判完卡车直接开向卢沟桥，刑场就在河边荒地里。 法医提着药箱跟在后面，枪响后上去翻眼皮、摸脉搏，确认没气了才走。 那会儿有个挺特别的规矩，死刑犯家属得交“子弹费”，3到5块钱，相当于当时半个月工资。 公安说这是“弥补财政开支”，可谁家遇上这种事，哭都来不及，还得掏钱。 演员迟志强也是那年出事的，他跟朋友跳“黑灯舞”，被判了四年流氓罪，出来后唱的《铁窗泪》火遍全国，歌词里“悔恨的泪”大概就是那代人的写照。 我觉得那段历史最让人唏嘘的是年龄。 公安部统计显示，1983年被处决的罪犯里，20到25岁的占了六成多。 有个河北保定的案子，五个青年因为“流氓团伙”被枪毙，最小的才19岁，案卷里写着“经常结伙打架、调戏妇女”。 放在今天，这些行为多数够不上死刑，可在当时“从严”的风口上，一步踏错就没了回头路。 1984年全国刑事案件降了三成五，街上确实安全了不少，但1985年又开始往回升。 后来1996年、2001年又搞过两次严打，直到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地方法院终审死刑”的日子才算过去。 现在再看1983年的老照片，犯人们胸前的木牌已经褪色，可那些关于“该严到什么程度”“怎么给年轻人出路”的讨论，到今天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