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2年，勾践赐死灭吴功臣文种，文种心有不甘问:“我助你灭吴国称霸诸侯，如今就要等不及杀功臣了吗？”勾践扔下剑，转身说:“你的七条灭吴计，我仅用三条就把吴国灭了，剩下的你到地下为先王讲吧！”这句话像把冰锥，扎进了春秋争霸的史书里。 谁能想到，那个十年卧薪尝胆、靠文种谋略复国的越王，转头就对功臣亮出了屠刀。 文种投奔越国时，楚国正陷贵族专权的泥潭，士人上升无路。 他和范蠡看中勾践“可与共患难”，揣着一腔抱负入了越。 那会儿越国刚被吴国打得退守会稽，勾践急得要拔剑自刎，是文种按住他的手，连夜带着美女珍宝去吴国求和。 太宰嚭收了礼，在夫差面前替越国说好话，勾践这才保住性命去吴国为质。 那些年，文种在越国推行平粜法调节粮价，搞什伍连坐强化管理，硬生生让“十年不收于国”的越国攒出了三年存粮。 真正让吴国元气大伤的，是文种那七条计策里的前三招。 他让人高价去吴国收粮食，吴国人见有利可图都囤货不卖，转年越国突然停购，吴国粮食价格暴跌，饥荒就来了。 又选了西施、郑旦送给夫差，不光迷惑君王，更让她们暗中传回吴国军情。 最狠的是离间计，散布伍子胥通齐的谣言，夫差本就忌惮伍子骨刚直，一杯毒酒送了这位老臣上路。 三条计策走完，吴国就像被蛀空的堤坝，勾践率军一冲就垮了。 灭吴那天，勾践站在姑苏台上接受诸侯朝拜，文种站在台下，看着自己辅佐的君主成了霸主，心里大概满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满足。 可他没注意到，勾践看他的眼神已经变了。 范蠡早察觉不对，灭吴后第二天就收拾行李，临走前给文种留了封信：“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文种捏着信，半天没说话。 他总觉得自己是越国的“伊尹”，该留下来辅佐勾践治理天下，哪能像范蠡那样“泛舟五湖”当隐士。 后来的日子，文种称病不上朝，想避避风头。 可越国大夫曳庸等人早看他不顺眼，在勾践面前嘀咕：“文种手握七策，现在称病，怕是要谋反。” 这些话像种子，在勾践心里发了芽。 他想起文种当年劝他“忍辱负重”时的眼神，想起那些让吴国灭亡的计策，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 终于，勾践派人送去一把剑，就是当年夫差赐死伍子胥的那把属镂剑。 文种接过剑时，窗外的梧桐叶正往下掉。 他或许后悔了，后悔没听范蠡的劝，后悔把“士志于道”的信念看得太重。 春秋那会儿的谋士，大多“士无定主”，可一旦认定了君主，就容易把自己绑在权力的战车上。 文种的悲剧，不在于他没谋略，而在于他懂如何“建功”，却没学会如何“止戈”。 那七条灭吴计，三条让越国称霸，四条成了催命符。 勾践说“剩下的到地下为先王讲”，倒不如说，是君王对功臣的忌惮，容不下那些能颠覆乾坤的智慧。 范蠡后来成了陶朱公，经商致富；文种却成了史书里“功成身死”的注脚。 两种结局摆在一起，倒像是给后世谋士立了块警示牌：再厉害的计策，也得配上“见好就收”的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