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末，四川昭化县城的法场上飘着细雨，怀孕七个月的王化琴被推上刑台，她突然挣了一下，喊出声来，“康乃尔，他在电报里说过话”。 细雨打湿的囚服紧贴着她隆起的腹部，七个月的胎动隔着粗布传来微弱却坚定的起伏，像极了她此刻挣动的力道。 刽子手握着刀柄的手顿了顿，围观人群的窃窃私语混着雨声模糊成一片，没人知道“康乃尔”是谁，更没人明白那句“电报里说过话”藏着怎样的重量——直到她再次开口，声音穿透雨幕：“他说‘坚守信仰，必胜’。” 时间倒回四年前的重庆，1947年的竹林里，穿着洗得发白中山装的康乃尔第一次握住王化琴的手。她是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笔记本里夹着“救亡图存”的剪报；他是中共地下党的电报员，指尖在发报机上敲出的“滴滴”声，成了他们秘密联络的暗号。 他们以师生名义在深夜的出租屋里工作，油灯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棵相互依偎的竹。有次敌人突袭街区，王化琴把机密文件盘进发髻，顶着枪口走过哨卡时，康乃尔在街角攥紧了拳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骨头比竹子还硬。 1949年夏，嘉陵江畔的风带着水汽，康乃尔把船票塞进她手心：“去川北建联络站，危险但必须有人去。”王化琴摸着刚买的红布，那是她偷偷准备的嫁衣，原想等全国解放就回陕西汉中办场简单的婚礼，此刻却把红布包进了行李——革命胜利的日子，总该配上一点红。 转折发生在1950年冬，叛徒带着敌人包围联络站时，康乃尔把三个月身孕的王化琴推进柴房地窖。地窖口的木板刚合上，她就听见他故意弄出响动吸引敌人，脚步声、枪声越来越远，最后是他沙哑却清晰的声音透过木板传来：“保住孩子，等我。” 那包油纸裹着的微型电报机，成了她与他最后的联系。后来突围的同志带来消息：康乃尔被捕后，敌人用烙铁烫他的手——那双敲过无数情报的手，始终没松开藏在牙缝里的微型发报器。直到处决前，他用尽最后力气发出六个字：“坚守信仰，必胜。” 电波穿透雨雾，恰好被躲在深山的王化琴收到。她摸着隆起的腹部，把电报内容刻在心里，继续在川北的山林间穿行。有老乡劝她：“一个女人家，带着娃躲起来不好吗？”她只是把情报塞进竹筒，挂在约定的老槐树上——她知道，这是康乃尔用命换来的“必胜”，不能在她这里断了线。 1951年秋，她在传递一份重要情报时被捕。审讯室里，敌人把辣椒水灌进她喉咙，她咳得撕心裂肺，却盯着桌上的电报机残骸冷笑：“你们永远不懂，有些东西比命金贵。”狱警看着她凸起的肚子叹气：“为了孩子，招了吧。”她抚摸着腹部轻声说：“他生下来就该知道，爸爸叫康乃尔，是个不会投降的人。” 细雨还在下，刑台上的王化琴突然挺直了背，声音穿过雨幕：“康乃尔，我没辜负你——你的‘必胜’，我听见了；我们的孩子，会记住的。” 刽子手的刀落下时，她仿佛看见嘉陵江畔的红布在飘，看见孩子长大成人，指着历史课本上“革命先烈”四个字问：“妈妈，这是爸爸吗？” 雨停了，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法场的泥地上，也照亮了无数个像王化琴这样的名字——他们没能看到胜利的红旗，却用生命在时光里刻下了“坚守”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