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梅大栋被捕，敌人为了羞辱他，故意把他和偷牛贼关在一起，谁知偷牛贼对梅大栋说：“梅先生，你想不想逃出去啊？” 那时的梅大栋刚满25岁，长衫下摆还沾着旌德山区的泥土。这个安徽旌德县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人，本该在私塾里握着粉笔——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在县城开着笔墨铺，可他偏要把“耕者有其田”写在农民的茅舍墙上，把减租减息的账本摊在地主的八仙桌上。 敌人盘算着，让“体面”的共产党员和“下贱”的偷牛贼为伍，准能折了他的骨气。他们不知道，这个被押进牢房的汉子，右手食指上还留着教农民写字时磨出的茧子；更不知道，牢门外那片桃林里，藏着他带着农会会员栽下的三百棵桃树——每棵树下都埋着一张写着“苛捐杂税滚出去”的布条。 “梅先生，”偷牛贼往墙角挪了挪，露出腰间磨得发亮的镰刀鞘，“俺家三头牛被李地主抢了两头，是你带着农会的人帮俺要回来的。”他声音压得极低，像山风掠过竹林，“今夜三更，送饭的老张会把钥匙塞在咸菜罐底。” 梅大栋盯着他满是裂口的手——这双手刚在春耕时扶过犁，此刻却在草纸上画出牢房的布局。敌人以为把“异类”关在一起能瓦解意志，却没算到：那个被他们鄙夷的“贼”，早就是农会里最积极的联络员；那间散发着霉味的牢房，成了两个受苦人密谋反抗的密室。 三天前，叛徒带着民团包围祠堂时，梅大栋正给农会会员讲《共产党宣言》。他本可以从后窗逃走，却坚持把油印的传单塞进墙缝——那些纸页上还沾着他前一晚熬粥时溅上的米汤。被捕时，他怀里揣着的不是枪，是二十多个农民按了红手印的“减租请愿书”。 后半夜的打更声成了信号。偷牛贼用镰刀撬开木栅栏，梅大栋踩着对方叠起的破被褥翻上墙头。山影里，七八条黑影举着松明火把等在那里——都是农会会员，有人背着药箱，有人扛着他常用的那面写着“农民协会”的红旗。 白色恐怖笼罩的年月，多少党员倒在血泊里。可旌德的山坳里，总有老农把自家仅存的口粮倒进游击队的米袋，总有妇人把陪嫁的银簪子换成子弹。就像这个偷牛贼，他说不清“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理，却认准了“为咱穷人说话的人，不能让反动派抓了去”。 梅大栋后来在山区组建了游击武装，那些曾跟着他减租、帮他越狱的农民，成了队伍里最勇猛的战士。有人问他越狱时怕不怕，他总说：“怕过，但看到偷牛贼眼里的光，就知道——老百姓心里的火，是反动派灭不了的。” 那间关押着“要犯”与“小偷”的牢房，最终成了敌人最失败的“羞辱”现场。因为他们永远不懂：当一个政党把根扎在群众心里，哪怕身陷囹圄，也能从泥土里长出突围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