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毛主席到湖南游历，在一家小客栈遇到一位自称会相面的老板娘：那你可以给我相个面吗？ 1917年的那个盛夏，中华大地并不平静，北洋军阀的割据让政权如同走马灯般轮换，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有两个年轻的心灵却渴望冲破书本的围墙，去触摸最真实的社会脉搏，在这个蝉鸣噪杂的暑期，毛泽东和萧子升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惊世骇俗的决定。 他们要褪去长衫，扮作游方僧人，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行脚”这并非是一场浪漫的文人雅集，而是一次对肉体与意志的双重苦修，两人剃去了头发，换上了满是补丁的粗布僧衣，头上戴着遮阳避雨的斗笠，手中还得拿个木鱼，俨然一副穷苦化缘人的模样。 他们沿着湘江流域，靠着双脚丈量着从长沙到益阳、沅江的每一寸土地，囊中羞涩并非演戏，而是刻意为之的绝境求生，他们要像真正的底层人那样，为了果腹去向陌生人开口，或是在村头巷尾靠讲书、写对联、卖弄一点笔墨文才来换取微薄的盘缠。 这一路上的见闻，如烙铁般烫在这个湖南青年的心上，烈日当空时，他们只能在树荫下喘息，暴雨倾盆时，便要在泥泞中手脚并用地匍匐前行，比肉体折磨更触目惊心的是沿途的景象：田垄间面容枯槁的农夫在做着没有尽头的劳作，路边蜷缩着不知来自何方的流民与孤儿。 这种没有任何滤镜的乡村图景，撕开了“民国”二字背后的残酷底色，让所谓的“救国救民”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沉甸甸的痛感，在这个充满汗水与尘土的过程中，两次截然不同的人际际遇，仿佛是一种奇妙的隐喻，映射出当时社会的两面。 在益阳县城外的一处茅草屋前，他们展现了读书人的执着，那是前清老秀才夏默庵的隐居地，为了求见这位通儒，他们即便吃到了两次闭门羹也未曾气馁，直到第三次登门才打动了老先生，在这间简陋的草庐里，三人围坐，从日出聊到日落，诗词歌赋与天下大势在唇齿间激荡。 夏老对这两个衣衫褴褛却谈吐非凡的后生大加赞赏，这次会面代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对他们抱负的某种智力上的认可，而另一次邂逅，则带着几分民间宿命论的神秘色彩，那是在行至益阳边界的一个傍晚，狂风裹挟着豪雨瞬间吞没了乡间小路。 两人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地叩开了一家路边小店的大门“天香客栈”这店里没有别的食客，只有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姑娘在操持，姑娘名为胡茹英，生得一双慧眼，见两名“僧人”落汤鸡似的闯入，她并未嫌弃，反而热情地安排换衣、生火做饭。 在温暖的灶火旁，几句闲聊便露了底，这两个年轻人虽然做僧人打扮，但谈吐间流露出的书卷气和忧国忧民的情怀，绝非寻常游方之辈所能掩饰，得知他们是自讨苦吃来体察民情，甚至以此磨砺救国之志，胡茹英大为震撼，甚至生出几分敬意。 这位看似普通的客栈老板娘家学渊源颇深，祖父与父亲都懂些风水相术，她自幼耳濡目染，对“观人”很有一套，看着灯影下这两张年轻的面孔，她一时兴起，提出要为二人相面，尽管母亲在一旁低声提醒莫要乱说话得罪了贵客，毛泽东倒是不以为意，大方让她一观。 胡茹英先看了萧子升，给出的判词十分具体：此人日后必定门庭显赫，有一番成就，但恐怕要远走他乡，这番话让萧子升淡然一笑，然而，当目光转向毛泽东时，这位伶俐的姑娘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她在那张年轻的脸上似乎看到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格局，既不是凡俗的富贵，也非简单的功名，面对追问，她只能含笑摇头，只道是气象太过独特，自己看不真切，也无法用言语描述，那晚的风雨终将过去，次日雨过天晴，两人欲付钱离去，胡茹英却死活不肯收下一文钱。 这段因雨而结的缘分，最终定格在临别时互通名姓的那一刻，那时的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胡茹英口中那个“看不明白”的面相，日后竟然承载了改写中国历史的宏大命运，萧子升后来确如谶语所言，虽有才华却流寓海外。 而那位让她无法定义的青年，则在多年的浴血奋斗中，开辟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革命道路，这场为期一个月的穷游，虽然短暂，却如同一次精神的淬火，从夏默庵的草庐到胡茹英的客栈，从田间地头的饥民到路边的孤儿。 这一切都构成了1917年最真实的中国切片正是在这种切肤之痛中，改变旧世界的决心，在一个年轻人的胸膛里彻底扎下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