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这不是第一次临危脱身，但这一回，危险来得太快，也太突然。李维嘉离家还有二十多步，他不回头、不迟疑，直接转进旁边巷子。几秒后，皮鞋声、快节奏、有力、整齐，从主街方向传来。他没再多想，快步远离那条老街。 他知道，组织出事了。 事前一个月，重庆地下党接连出现动摇。3月初，交通员任达哉被捕，刑讯不久便吐口，暴露了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虽在牢中强撑，但犯了关键错误，把一封密信托给了伪装成“进步青年”的看守。这封信直接交到了军统特务徐远举手里。 从这封信起，整个重庆市委网络被拖入深渊。 徐远举很快掌握了关键结构。中共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落网。刘国定精神崩溃，未审就供；冉益智叛变更彻底，带着特务上街指认同志。根据资料记载，仅三日内，就有34名地下成员被捕。 当时的重庆，如临寒冬。渣滓洞和白公馆高墙背后，牢门从未真正关上。 李维嘉意识到必须抓紧时间。他变换身份，换下工人服，穿上短褂，在菜市口、码头、茶馆之间来回奔走，寻找未被波及的线头。他最担心的是《挺进报》编辑点。 那是地下党仅存的舆论阵地，负责人是陈然。李维嘉不敢正面接触，只托熟识的小贩递了张夹在糖纸里的警示信。暗语只写了八个字：“风起东南，速关门栓。” 陈然收到后没退，反而加紧印刷。他明白，报纸出不来，声音就断了。他坚持完成最后一期，次日清晨被捕，在监狱中惨烈牺牲。 同时，李维嘉仍在警告更多同志。部分外围小组得以转移，他的名字也逐渐从组织记录中隐去。那天晚上，他住在嘉陵江边一处旧船仓。深夜里，他不止一次回想那个小女孩的眼神。 她叫丫丫，是邻居的孩子，只用一个轻轻的手势，救了一个人，也救了他背后藏着的整个联络线。 当时丫丫不过六岁，可能连什么是“地下党”都不知道，只是凭直觉觉得街口那些穿皮鞋的“陌生人”不像平常人。 李维嘉活了下来。 重庆地下党1948年的崩盘，最终导致130余人被捕。其中，江竹筠、李青林等人，在狱中坚守到底，成为后来的烈士象征。 而李维嘉没有成为烈士，他成为那个必须继续活着、继续记录、继续连接战火与后方的人。 这段历史之所以完整，是因为那些像李维嘉一样活下来的人，把真相一笔笔记下，让后来人能读到、记住、理解。 没有他们的幸存，就没有后来的清算与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