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保密局的特务已经把上万名共产党员的处决名单划好了红叉，就等一声令下。 最高法院检察署的杨兆龙把那份名单压在抽屉里已经整整一周。他知道时间拖得越久，被关押的那些年轻人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那些人他见过，眼神清澈，说话直率，明知随时会死，却不求饶，不喊冤。 他本不该管，可这事已经到了他手上。 杨兆龙是江苏金坛人，1904年生。他二十岁进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三十岁前已是中央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在哈佛拿过法学博士，还去德国学过国际法。 就是这样一个人，被国民党政府看重，抗战一结束就让他做了最高法院检察长。说难听点，那时候谁都觉得他是自己人，根红苗正，绝对可靠。 可他们不晓得，杨兆龙心里早就不认这一套了。他年轻时本是抱着“以法立国”的信念读书留洋的，可回来一看，法律不过是杀人的工具。 他亲眼看见特务不经审理就抓人枪毙，看见卷宗空空却要签字批准。他想反对，却没人听。他试过走正常程序提意见，但全被压了回来，最后干脆闭嘴不说。 那年春天，国民党准备撤退南京，保密局弄来一批名单送到检察署盖章。这份名单里上万人，一个个都要死。他不动声色地接过来，没说话。 几天后，他对外说复核程序不完备，要延后执行。他翻出一大堆法律条款，写了十几页反驳材料，理由严丝合缝。 特务头子看不懂这些，只觉得他还是老样子“书生气太重”。 名单送来之后，杨兆龙悄悄找了办公室的助手，这助手是地下党安插的。他没有直接说，只让人把“证据不足”几个字标在一些卷宗旁。再接着，他签了“补充侦查”文件，调换了几十人的羁押地点。 几天后，那些人“突然”失踪，特务局查了几天也没找到线索。 他不认同共产党，可他认同这些人身上的理想与意志。救他们，他觉得不是在帮谁，而是在挽救这个国家仅剩的尊严。 有一次，刑场上枪口都上膛了，杨兆龙赶来，拿出最高检察署公文，说复核程序未完，立即停止处决。在场的指挥官气得咬牙，可还真不敢动手。 他的身份特殊，是法学界的名人，国际学术圈也认得他。那几分钟里，站在风口的他没有动一下，他知道只要退一步，枪声就响了。 几个月后南京解放，杨兆龙没有离开大陆。有人劝他走，他摇头。他说现在才是真正需要法治的时候。可他没想到，十年之后“反右”风起，他因为当年在国民党政府的职务被批斗。 再后来“文化大革命”，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写的书被焚，眼睛也打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