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钱三强以第二名考入清华，不服气的他将第一名娶回了家！1932年，钱三强以第二名的身份考入清华物理系，对第一名的女同学很不服气，处处和她较劲，最后将她娶回了家。 但这个故事的结局并没有那么简单。事情从不服气开始，后来成了合作，又走向了并肩，最后站在了国家的关键节点上。 1948年，钱三强和何泽慧结束了法国的研究工作，一同回到北平。当时他们面对的是一无所有。没有设备，没有资金，连像样的实验室也没有。 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破旧平房里，带着几位年轻人，用手工改装旧仪器，测量放射性。有人劝他留在法国，何泽慧一句话：“国家需要我们。” 他没再犹豫。 原子能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空白。钱三强作为研究所的负责人，要从最基础的辐射防护到核材料制备，事事亲力亲为。 1950年，国家决定由他主持组建中国第一个原子能研究机构，他一边写申请书，一边动员全国高校的优秀学生，最后在北京西郊建起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 有一次，研究所的加速器调试失败，连试七天没结果。钱三强一连两晚没合眼，白天亲自钻进设备间里查线缆，第三天早上终于找到故障点。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背后，钱三强作为技术统筹，是唯一直接协调中科院与国防科工委之间的核心人物。他不是负责起爆原理的邓稼先，也不是提出氢弹突破理论的于敏，但没有他，人才就召不来，问题就理不清。 在组织技术路线讨论会上，他拍板让年轻的邓稼先全权负责总体设计，一句“我们要给年轻人机会”，保住了最宝贵的时间窗口。他在文件上签字时，还顺手改正了几处数据标注。 他之所以懂得放手，是因为他从小就知道什么是责任。钱三强的父亲是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提倡白话文、支持五四运动。 钱三强从小在北大校园长大，父亲家中常有陈独秀、胡适来做客。父亲教他识字不是用三字经，而是叫他看《自然》杂志。 1919年，北大校园里爆发学生运动，钱玄同在家中说了一句话：“现在中国要变了，孩子要读能救国的书。”钱三强当时不过四岁，但这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当了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常常对新来的研究生讲父亲的故事，说科学不是求名，是为国求生。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开始自主研究热核武器。苏联撤走专家以后，很多核心理论没有资料。 钱三强从法国时期的学习经验出发，组织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还在内部组织模拟讨论班。 在实验室最初成立的几年，钱三强和何泽慧每天下班一起走回家，两人谈得最多的不是生活，是实验。 1978年后，他不再负责具体项目，而是转向人才培养。他支持成立理论物理中心，引进国外前沿学术理念，推动开放办学。他说：“要赶上世界，就得让年轻人走出去再回来。”他反对保守，不喜欢闭门造车。 他的一些提议当时还被质疑太激进。 钱三强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也没有喧哗的名声。他只是把每一个选择都做到了极致。从1932年那场考试开始，到原子弹成功、核研究扎根，再到教育体系建设，都是一步步“较劲”走出来的。 他一生只有一个对手，就是那个不停想做得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