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十二点阵痛，自己去护士站坐胎监，我老公和他妈都睡的不知道我出来了，两点多开指了，护士问我家属呢，我说在睡觉呢。护士当时就愣了，手里的记录板差点磕到桌沿，转头就往病房跑，高跟鞋踩在走廊瓷砖上咚咚响。 凌晨十二点的产房走廊，消毒水味混着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声控灯被我踩亮又暗下去，每走一步，肚子里的小拳头就往肋骨底下顶一下——我扶着墙挪到护士站时，手心全是汗，黏在白大褂袖子上。 病房里的呼噜声隔着门都能听见，老公和婆婆头挨着头睡在折叠床上，我出门前特意没开灯，怕吵醒熬了两天的他们——毕竟之前产检总说“没事，我自己能行”，现在这点阵痛，好像确实不该大惊小怪。 护士站的值班护士正低头写记录，见我扶着胎监仪的探头站在门口，抬头时眼里闪过一丝意外：“家属呢？” 我指了指走廊尽头的病房，她没再问，只把冰凉的耦合剂挤在探头上，“躺好，二十分钟。” 胎监仪的绿线一跳一跳，像我越来越密的宫缩，肚子坠得厉害，我咬着嘴唇数墙上的挂钟——十二点十五，十二点四十，一点半……走廊里偶尔有推车经过，轱辘声滚远了，又只剩下仪器的滴滴声和我自己的喘气声。 两点十五分，护士过来看报告，突然“咦”了一声，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两下：“开两指了，准备进产房——你家属呢？” 我愣了愣，才想起他们还在睡，“在病房，睡觉呢。” 护士手里的记录板“哐当”一声磕在桌角，她盯着我看了三秒，突然转身就往病房跑，白大褂的下摆扫过我的膝盖——高跟鞋踩在瓷砖上的声音像打鼓，从“咚咚咚”到“噔噔噔”，越来越远，又突然停在病房门口，接着是她拔高的声音：“醒一醒！产妇要生了！” 后来老公红着眼圈说，他定了三点的闹钟，想着那时候再起来看看我；婆婆揉着腰说，前两天陪床没合眼，就想眯一会儿——可再累，一个孕妇深夜不在床上，难道真听不见动静吗？ 我总以为“懂事”是体谅，阵痛时咬着牙不出声，检查时自己拎着包就走，连护士都夸“这产妇真省心”——可省心的背后，是他们渐渐忘了“产妇需要人陪”，忘了深夜的宫缩从来不是“小事”。 那天凌晨，护士把他们拽到产房门口时，老公的拖鞋都穿反了。 后来孩子满月，我看着他手忙脚乱换尿布的样子，还是会想起那个走廊的声控灯。 或许婚姻里的“不省心”，才是让爱落地的方式——别总说“没事”，该喊疼的时候，就大声喊。 现在每次走过医院走廊，消毒水味还是会让我想起那个凌晨，只是声控灯再亮起时，身边总有双扶着我的手——可那阵高跟鞋踩在瓷砖上的“咚咚”声，好像永远刻在了耳朵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