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军统少将周镐突然人间蒸发，妻子认为他是远赴台湾，殊不知丈夫早已在1949年就被秘密处决。十六载的春秋流转，妻子最后凭一册泛黄日记，为亡夫讨回迟来的公道 周镐的妻子吴雪亚，那年刚满28岁，怀里抱着才三岁的小女儿，手里牵着七岁的儿子。周镐消失的前一晚，在家里吃了顿饺子，是吴雪亚亲手包的，韭菜猪肉馅，是他最爱吃的。 他临走前，塞给她一个布包，里面是几块银元，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奉命赴台，归期未定，照顾好家人”。吴雪亚捏着纸条，追到门口，只看到一辆黑色轿车的尾灯，消失在南京的夜色里。她怎么也想不到，那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周镐不是寻常的军统少将。他出身贫寒，19岁参军，靠着一身胆识和谋略，一步步升到少将的位置。可没人知道，这个戴墨镜、穿军装的军统官员，早就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 抗战胜利后，他亲眼看到军统的人抢夺百姓财产，欺压良善，心里的天平早就偏向了革命阵营。他偷偷联系地下党组织，利用自己的身份，给解放军传递情报，策反军统内部的爱国人士。1948年，他接到一项秘密任务，策反国民党的一支装甲部队，准备在渡江战役时起义。可他不知道，队伍里出了叛徒，把他的计划捅给了军统高层。 吴雪亚带着两个孩子，守着南京的老房子过活。日子过得紧巴巴，她变卖了首饰，给人缝补衣服，洗袜子，换点粮食糊口。有人说周镐是畏罪潜逃，有人说他在台湾当了大官，早就忘了妻儿。吴雪亚不辩解，只是把那张纸条贴身放着，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摸一摸。她盼着，盼着有一天，周镐能推门进来，笑着喊她的名字，抱一抱孩子。春去秋来，孩子长大了，儿子考上了中学，女儿也上了小学，周镐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出现。 1964年的夏天，南京下了一场大雨，老房子的墙皮掉了一块。吴雪亚踩着凳子，去收拾墙根的杂物，翻出了一个尘封的木箱子。那是周镐当年用过的，里面装着他的军装和一些旧书。她伸手去翻，突然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是一本牛皮纸封面的日记，纸页已经泛黄发脆，边缘磨得卷了边。她坐在门槛上，一页一页地翻，眼泪滴在纸页上，晕开了字迹。 日记里，没有军统少将的风光，只有一个革命者的挣扎和坚守。1948年10月，他写着：“装甲部队策反初见成效，唯叛徒未除，需加倍小心。”11月的日记里，字迹潦草，带着颤抖：“身份暴露，已被监视，恐难脱身。若我不测，望妻带儿女好好生活，勿念。”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49年1月，纸页上沾着褐色的痕迹，像是血迹：“吾之志，乃求家国安定，百姓安康。今虽赴死，亦无憾矣。” 吴雪亚抱着日记，哭得撕心裂肺。十六年的等待，十六年的期盼，原来早就成了泡影。她终于明白，周镐不是远赴台湾，是被秘密处决了。她擦干眼泪，把日记小心翼翼地收好，第二天一早就去了相关部门。接待她的同志，看着这本泛黄的日记，又查阅了大量的档案，终于证实了周镐的身份。他确实是地下工作者，1949年1月，被军统秘密处决于南京郊外的荒地，年仅35岁。 1964年的秋天，一份迟来的烈士证明，送到了吴雪亚的手里。上面写着：周镐同志，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追认为革命烈士。那天，吴雪亚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南京郊外。她不知道周镐的尸骨埋在哪里，就对着远方的青山，烧了一沓纸钱，把那本日记，也一起烧了。火光里，她仿佛看到周镐笑着走来，还是当年的模样，穿着军装，戴着墨镜，对她说：“雪亚，我回来了。” 孩子们长大了，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常常听母亲讲起父亲的故事，讲起那本泛黄的日记。吴雪亚老了，头发白了，却常常坐在门口，望着远方。她知道，周镐没有走远，他就活在这片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活在每一个安稳的日子里。 十六载的等待，不是一场空梦。一本日记，承载着一个革命者的初心，也承载着一个妻子的坚守。那些为了民族解放默默牺牲的人，从来都不会被遗忘。他们的名字，会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永远被后人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