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7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下室的积水已经漫过膝盖。 维亚切斯拉夫·阿纳年科盯着面前的管道图，手指划过密密麻麻的线路，这些污水下面，藏着能让整个欧洲都陷入危机的“定时炸弹”。 三个平均年龄35岁的男人站在入口处，防护服上的辐射剂量计已经开始疯狂跳动，他们被明确告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阳光。 4号反应堆爆炸后的第二天，技术人员发现一个更可怕的现实：熔化的堆芯正在向下渗透，而地下室积着近2万吨冷却水。 一旦两者接触，二次爆炸的威力能掀翻半个乌克兰，放射性物质会飘到更远的地方。 没人知道谁能完成这个任务，水下辐射剂量已经超过1万伦琴/小时，暴露10分钟就可能致命。 最后站出来的是三个人。 阿纳年科在核电站工作了12年，闭着眼睛都能画出管道分布图；别兹帕罗夫是值班主管，最清楚阀门的机械结构；巴拉诺夫虽然年轻，却是处理紧急管道故障的好手。 他们没有被强迫，只是在会议室沉默了十分钟后，阿纳年科先拿起了防护服：“总有人要去，不如是我们。” 潜水服的密封性并不好，污水很快从缝隙渗进来，冰凉刺骨。 阿纳年科走在最前面，手里的手电筒光束在黑暗中晃动，照亮缠成一团的管道。 他记得图纸上的位置，膝盖深的水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辐射剂量计的蜂鸣声越来越急促。 别兹帕罗夫和巴拉诺夫跟在后面，一人扶着管道稳住身体，一人用扳手卡住阀门轮。 “左边第三个，就是它。” 阿纳年科的声音透过面罩传出来，带着水汽的模糊。 三个人轮流发力，生锈的阀门在吱呀声中缓缓转动，直到彻底闭合。 整个过程用了7分钟，等他们爬上来时，靴底已经被辐射侵蚀得发软，轻轻一碰就掉渣。 三个人的行动暂时阻止了灾难扩大，但真正的清理才刚刚开始。 从1986年5月起，40万军民被派往切尔诺贝利，他们穿着简易防护服，用铁锹铲起被污染的土壤，用铅板覆盖反应堆。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座后来被称为“石棺”的混凝土防护罩，工人们站在直升机吊索上浇筑混凝土，每个人的暴露时间严格控制在90秒内。 这座耗时206天建成的“棺材”，花掉了苏联年度GDP的2%，却只能勉强撑30年。 没人能真正逃离辐射的阴影。 年轻的巴拉诺夫因为接触剂量最低，活了下来，但每年都要去医院检查，肺部的纤维化让他爬两层楼都喘不过气，2005年冬天，他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 阿纳年科的头发在任务后两周全部掉光，皮肤开始出现红斑，但他拒绝离开核电站，直到2008年才在家人的劝说下退休。 那些参与清理的40万人里，很多人像消防员列昂尼德·捷利亚金一样，因为直视过反应堆核心，14天后就在痛苦中离世，他们的照片后来成了核灾难的象征。 2016年，一个新的钢铁防护罩在切尔诺贝利启用，它由30个国家共同出资15亿欧元建成，设计寿命100年。 站在这个覆盖面积相当于8个足球场的庞然大物下，很难想象30多年前那三个男人是如何仅凭手电筒和扳手，在黑暗中为世界争取时间的。 这种在绝境中选择承担责任的勇气，不是天生的英雄主义，而是普通人面对灾难时最真实的担当，他们或许没想过会被记住，只是觉得“应该去做”。 如今，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红森林”依然立着警示牌，土壤里的铯-137还要800年才能消散。 但在乌克兰国家档案馆里，那张三勇士出发前的合影一直被妥善保存着，照片里，阿纳年科的手指还停留在管道图上，别兹帕罗夫握着扳手，巴拉诺夫整理着防护服的拉链。 他们靴底被辐射侵蚀的痕迹，和亲手转动闭合的阀门，成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用专业与勇气刻下的最坚硬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