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瞒着妻子，偷偷把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不满周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对他笑。 他却流着泪对儿子说：“儿啊，为了亿万婴儿的生命，爸爸只能对不起你了！” 那个年代，每个村口都可能突然多出几个踮着脚走路的孩子，腿细得像芦苇秆，家长们抱着孩子跑遍医院，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毒把活泼的娃变成残疾人。 这个给儿子灌液体的男人叫顾方舟，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病毒学家，他怀里揣着的，是刚从猴子身上分离出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减毒液。 顾方舟带着团队躲进昆明远郊的荒山，搭起简陋的猴舍实验室。 200只猴子关在铁笼里，每天要测体温、取粪便，研究员们穿着胶鞋在消毒水味里泡着，有人被猴子抓伤，有人累得直接睡在实验室地板上。 他知道，苏联不肯给技术，美国的灭活疫苗贵得用不起，中国孩子等不起。 当时疫苗已经在猴子身上试出安全性，但没人敢往孩子身上用。 家长们一听“病毒”两个字就躲，招募志愿者的通知贴了半个月，连个报名电话都没有。 顾方舟的妻子李以莞是儿科医生，坚决反对拿孩子冒险，夫妻俩为这事吵了好几夜，她摔碎了体温计：“你敢动孩子，我们就离婚！” 他不是没想过退缩。 那天深夜在实验室，他翻着患儿病历，有个病例写着“3岁，发热后下肢瘫痪，家长抱其投河”，钢笔水晕开了字。 他摸出钱包里儿子的照片，不满周岁的顾烈东笑得没心没肺。 凌晨三点，他撬开实验室冰箱，把0.5毫升疫苗液滴进儿子嘴里，盯着秒表数了72小时，每小时摸一次孩子的脚心，生怕那双腿也变细。 液体疫苗刚开始推广就遇了麻烦。 云南山区的赤脚医生背着保温箱走山路，马背上颠了两天，疫苗全化成了水。 顾方舟蹲在村口发愁，看见小孩围着货郎担抢糖吃，突然一拍大腿：“把疫苗包进糖里！”他跑了三家糖果厂，最后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找到愿意合作的师傅，用蔗糖和奶油做外皮，把疫苗剂量压到0.1克，做成红黄绿三色糖丸，刚好够孩子一口吞下。 1963年第一批糖丸发往全国，火车站专门设了“疫苗专列”，医生们用棉被裹着保温桶下乡。 有个内蒙古的老医生后来回忆，当时为了让牧民孩子吃药，他把糖丸揣在棉袄里焐着，自己嘴唇都冻裂了。 顾方舟每年都要下乡随访，1972年在陕西农村，看见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家长说“吃了您的糖丸，娃腿没瘸”，他蹲下去捏了捏孩子的腿，突然红了眼眶。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灰国家，顾方舟在证书上签字时，手抖得握不住笔。 后来有人问他当年怕不怕，他指着桌上的糖丸模型说：“你看这糖丸，甜的，可当年灌进烈东嘴里时，我尝到的全是苦。” 直到晚年，他才敢把1959年的日记给妻子看，最后一页写着“儿笑，父泪，值”，旁边粘着半颗融化的糖丸，糖纸已经泛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