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9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吴荣森，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怀疑，他察觉到危险后，正准备撤离时，却收到一份紧急情报！ 1949年，对于潜伏在国民党海军内部的吴荣森而言，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甚至比死亡更难解的选择题：一边是组织下达的“立即撤回解放区”的保护性命令，另一边是一份刚刚通过秘密交通员递到手中的绝密情报。 这不仅仅是一张纸，它是蒋介石最新的兵力调度图——原本的撤退计划推迟一周，只为等待上海调拨来的十二艘接应船只。 此时，城内的无线电侦测强度已经达到了五辆美式侦测车日夜不间断在市区拉网的程度，吴荣森站在观象山附近的阁楼窗口，那辆车顶带着显眼天线的侦测车，在三天内已经是他视线里出现的第七次。 此刻，妻子徐宝光的手指因为用力攥紧衣角而发白，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发报机一旦通电，意味着什么。 但是吴荣森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他不仅要发报，还要在这个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一场极高风险的博弈。 早在两年前，吴荣森就开始布局这张捕捉核心机密的网，而最关键的第一步，是把自己变成那把能打开保险柜的“钥匙”。 1947年底，虽然地下党掌握了敌人的通讯代号，但没有核心密码本，截获的电波就是一堆乱码，作为日赔驱潜艇“接字30号”上的机要秘书，吴荣森那个位置太边缘，根本摸不到机密，为了接近核心，他当时做了一笔充满市侩智慧的“交易”。 他盯上了基地司令部掌握人事大权的谢参谋，打听到谢太太想要买金手镯过生日，吴荣森硬是设法筹措了一根金条，连夜打了一对沉甸甸的手镯送去。 这份厚礼加上同僚张镇南的侧面美言，终于敲开了晋升的大门，让他摇身一变，成为了拥有合法接触核心设备权限的中尉电讯官。 但这仅仅是有了身份，真正要把那个被称为“保命符”的密码本弄到手，1948年夏，利用“庐山号”登陆舰进坞维修、新密码本尚未领取的空窗期，吴荣森在自己家里摆了一场“鸿门宴”，赴宴的是他在“庐山号”当机要秘书的同乡刘国华。 那是心理战的巅峰时刻，吴荣森一边用刘善本驾机起义的例子暗示出路，一边却要把现实的恐怖撕开给对方看。 当他得知新密码本还在司令部未被领走时，他没有给老乡留退路，一把手枪直接拍在了桌子上，面对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极致施压，早已对前途绝望的刘国华在那份伪造的公文上颤抖着盖下了机要秘书印章。 也就是凭着这份伪造文件，吴荣森大摇大摆从司令部领出了绝密密码本，为了把它运出城，负责运输的吕秀成演了一出“孝子哭丧”的戏码——密码本被拆散夹藏在一大捆祭祀用的黄纸里。 在烈日下的检查站，那句“家里老人走了急着回去奔丧”的谎言，骗过了盘查的哨兵，这本历经惊魂的密码本，最终成了后来解放军破译敌军动向的“天眼”。 如果说获取密码本靠的是“谋”，那么在青岛市区建立秘密电台，靠的则是“勇”与“技”的极限拉扯，1948年10月那个雨夜，藏在鱼贩子腥气扑鼻的鱼篓里的密信，只有简短的要求：建台。 在这个满大街都是特务眼线的城市，买个电子管都可能掉脑袋，吴荣森穿梭在中山路的“福记”和太平路的“永盛”电料行，每次只敢买一点，还要佯装路人。 有一次买完零件，他在街角发现一个戴礼帽的人影跟了上来，后背瞬间飙出的冷汗提醒他，这是第七次被跟踪。 回到家，他在徐宝光的放哨下，拼装出了那台简易发报机，他把战场选在了紧邻天主教堂的阁楼上。 这绝非随意之选，而是一个天才般的战术设计：利用教堂整点报时巨大的钟声作为掩护，每当洪亮的钟声震荡全城，那急促的“滴滴答答”发报声就被完美掩盖。 从1948年12月第一份关于国民党军火南下的情报发出，到后来美军换岗时间、港口布雷图，一道道无形的电波就混杂在钟声里，把敌人的情报送给了华东野战军。 然而，1949年5月20日那个凌晨，钟声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掩护，当那份关于“十二艘船与撤退推迟”的绝密情报必须发出时，侦测车就在楼下。 吴荣森选择了一种近乎挑衅的方式：利用特制的可拆卸天线，在那一扇并没有完全封闭的窗边，强行发报。 电波刚一离线，侦测车的警报就响了，车灯那刺眼的光柱瞬间扫进阁楼窗户，当特务头目举着枪踢门而入时，那短短五分钟的发报早已结束。 天线被拆解塞入墙壁夹层，发报机零件隐匿无踪，坐在桌前的吴荣森，手里正捧着一本《无线电原理》，脸上是一种被打扰的愠怒。 “我在研究军舰电台技术，你们负责吗？”这一句反问，哪怕是一个颤音都可能导致当场枪决，但他稳住了，特务看着那本专业书和一脸严肃的海军军官，最终疑惑地退了出去，等人一走，吴荣森才发现背后的冷汗已经把衣服浸透。 三天后，解放军根据这份拿命换来的情报调整部署，向青岛发起了总攻，1949年6月2日，听到青岛解放的消息，站在阁楼窗前的吴荣森终于放下心来。 信源：青岛解放史料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