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顾维钧趁妻子黄蕙兰睡着，偷偷溜进严幼韵的房间。没想到，黄蕙兰却默不作声跟着上楼，突然听到屋内传来嬉笑声，于是她愤怒地踹开房门，抄起一壶热水，朝着顾维钧的头上浇了下去。 顾维钧一声闷哼，衣服湿透，严幼韵站在床边惊慌失措。黄蕙兰却没有喊，也没有哭，她只是看了两人一眼，然后转身下楼，把门重重关上。 第二天清晨，黄蕙兰叫上顾维钧一同吃早饭，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离婚吧。” 顾维钧没回答，他知道躲不过去了。黄蕙兰在纽约已经忍了太久。顾维钧不是第一次背叛，只是这一次动了真感情，还不加掩饰。 三十九年前，顾维钧在巴黎见到黄蕙兰时，是她姐姐黄宗兰安排的一场“偶遇”。当时顾维钧刚从国际联盟回来，声名正盛，黄家希望能攀上这门亲事。 顾维钧看中的是黄蕙兰的教养、外貌与谈吐，而黄蕙兰并未立刻心动。 她从小随母亲魏明娘定居巴黎，熟悉法式生活，通英、法、荷三种语言，身段优雅，不屑于搭理这位穿着老式长袍、打扮土气的外交官。 顾维钧不甘心，在黄家一住就是数月，殷勤不断。黄蕙兰最终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 那年是1929年，他们在日内瓦登记结婚，黄蕙兰穿着定制白纱站在顾维钧身边，媒体称她为“东方最美外交夫人”。 婚后几年，黄蕙兰随顾维钧奔走欧美，多次陪同出席国际会议。1933年顾维钧出使苏联，黄蕙兰以娴熟法语与法国驻苏大使夫人寒暄周旋，赢得了外交界高度评价。 可就是这样的夫妻，在纽约渐行渐远。顾维钧官职日减，收入锐减，而黄蕙兰花销依旧。纽约上东区的那套公寓是她亲自选的，家具来自巴黎定制，服饰照旧每季更新。 顾维钧屡次劝她节省，黄蕙兰总是冷笑：“你若当初想娶一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就别挑我。” 两人正式分居后，顾维钧搬到严幼韵住处。黄蕙兰没有搬，她说：“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过我自己的生活。” 她在纽约成立了华侨妇女会，资助华人女学生上学，晚年经常出席社团活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曾经是一个外交家的妻子，但我更希望人们记住我是一个独立的华人女性。” 顾维钧后来在《顾维钧回忆录》中对黄蕙兰只字未提严幼韵的介入，只说“性格不合，和平分手”。而黄蕙兰从未公开批评顾维钧，她说：“说了又有什么用？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1966年，她拒绝前往顾维钧与严幼韵的婚礼。有人问她原因，她只是抿嘴笑了一下：“祝他们好，真的。” 这一场婚姻，起于安排，盛于风光，终于背叛。黄蕙兰的底气，始终在她自己的教养与独立上，不在丈夫，也不在婚姻。她活到了1981年，晚年仍坚持亲自处理财务，不依赖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