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聂元梓被批准保外就医，但她却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因为丈夫早已和她离婚，子女也对她不闻不问，出狱后的她竟然连一处容身之所都没有，真可谓落魄至极。也许直到这一刻，聂元梓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因果报应，因为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办公室的走廊里，聂元梓带头张贴了一张署名大字报，点名批判时任北大党委书记陆平。 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引发不小震动，本是校内激烈争斗的一部分，却在6月1日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还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一夜之间，聂元梓从北大的普通教授变成了“文化革命”的先锋人物。 北京大学学生们迅速围拢在聂元梓周围，组建“红卫兵”，推举她为头目。她不再是讲台上的教师，而是站在批斗台前的主持人。 北大的批斗大会一场接一场，教师、干部乃至学生都被揪斗。有资料记载，当年在她主导下，北京大学校内被批斗者中，有人精神崩溃跳楼，也有人遭受殴打致残。 她认为这是一场必须彻底清除“资产阶级黑帮”的革命斗争，对外则以“革命正义”自诩。 1970年代初，风向慢慢变了。林彪事件后，中央开始控制文革局势，聂元梓等人逐渐被边缘化。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文革全面否定。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名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罪状涉及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 狱中生活极为艰苦，聂元梓一度患病，年事已高，最终在1986年获批保外就医。然而，出狱的那天，她没有家人接她，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她曾经的丈夫早在她获罪后主动离婚，划清界限；几个子女也未与她保持任何联系，甚至不愿透露她的现状。 她先是短暂寄居在姐姐家中，但由于性格强势，经常与家人发生争执，几个月后被赶出家门。那段时间，她独自一人蹲在东城区的一间临时工棚里，靠捡菜市场的边角菜果腹。 多年后她向人提起这段经历时说，不是没人愿意帮她，是她自己不知该向谁低头。 曾有老朋友愿意伸手拉她一把，带她试水做点小生意。聂元梓拿出省吃俭用留下的几百块投进去，想靠买卖“翻身”，却很快血本无归。 她对经商一窍不通，账目混乱，加上人际关系一塌糊涂，赔光钱还欠下不少借条。 后来她多次写信给有关部门，说明自己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干部，请求依据政策给予基本的养老待遇。1989年，她终于收到答复，被安排了一间小房，也重新领取了养老金。 从那之后，聂元梓不再露面，独自生活，闭门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