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公布蒋军战犯名单，陈仪一看没自己：糟了！这名单害了我 这事儿还得从一个人说起，这人叫胡允恭。 他跟陈仪的关系那是相当“铁”，陈仪不管是当福建省主席，还是后来去台湾接收，都把胡允恭带在身边当智囊。陈仪觉得这人有才，却不知道这人其实是周总理直接领导的“闲棋冷子”。 1948年下半年，眼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组织上觉得时机到了，就让胡允恭去策反陈仪。 陈仪这时候心里也苦啊。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但他对蒋介石那是相当失望。特别是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陈仪背了锅，心里头憋着一肚子火。再加上他看着蒋介石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心里早就想找退路了。 胡允恭一到杭州，陈仪那是热情款待。两人在西湖边上的楼外楼喝酒，酒过三巡，陈仪就开始吐苦水了。 这时候，胡允恭就把话挑明了。陈仪一听，非但没翻脸，反而有点激动。因为他早就不想给蒋家王朝陪葬了。他当时甚至豪情万丈地表示：只要能保证安全，我愿意把浙江献出来，和平解放！ 但这事儿，光陈仪一个人干不成。 陈仪手里虽然有浙江的保安团，但那是杂牌军，战斗力有限。要想真正给蒋介石致命一击，得拉上正规军。 陈仪把目光锁定在了一个人身上，汤恩伯。 提到汤恩伯，那在抗日战场上也算是个名将，但这人人品咋样，咱们另说。关键是，他和陈仪的关系太特殊了。 说句大白话，陈仪就是汤恩伯的“再生父母”。 后来汤恩伯回国，又是陈仪一路提携，甚至把自己干女儿王竟白嫁给了汤恩伯。 为了攀上陈仪这棵大树，汤恩伯甚至休了自己的原配。 陈仪就想啊：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现在我要起义，带你走光明大道，你还能不听我的？ 这就是陈仪最大的误判。他太讲江湖义气，却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更看错了汤恩伯这个“白眼狼”。 陈仪开始给汤恩伯写信，还是让亲外甥丁名楠去送。第一封信写得还挺含蓄，说些“军队要抓紧、待遇要提高”之类的官话。到了第二封信，陈仪有点急了，直接让胡允恭跟着去，信里还写了句“胡君的经历，让丁名楠告诉你”。 这就等于明牌了：胡君是共产党，我让他来找你，你懂的。 汤恩伯拿到信，那是吓得手抖。在汤恩伯眼里，陈仪虽然是恩师，但蒋介石才是让他飞黄腾达的“大老板”。 汤恩伯选了卖师求荣。 汤恩伯转头就把陈仪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当然，他还假惺惺地跟蒋介石提条件：“能不能留陈老师一条命？” 蒋介石当时正被李宗仁逼宫下野，火气正大呢，一看这信，那真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 但这时候，陈仪还被蒙在鼓里呢。 1948年12月25日，战犯名单公布。 陈仪一看没自己名字，立马意识到：坏了，共产党这是想保护我，但这反而成了老蒋杀我的借口！ 其实，咱们党当时公布名单，确实是有策略的。没列陈仪，一是考虑到正在策反他，想留有余地；二是也没想到汤恩伯能坏到这个程度。 陈仪这边的动作，其实早就被另一个人盯上了。这人叫毛森，是军统里的狠角色，那时候是浙江省警保处处长。 毛森这人鼻子比狗还灵。他早就发现陈仪不对劲。比如陈仪释放了好多被抓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还把毛森手下的警察部队改编了，安插自己人。毛森早就给毛人凤打小报告了。 等到汤恩伯的“投名状”一交，再加上这份“没有陈仪”的战犯名单，蒋介石的杀心彻底定了。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回到老家奉化溪口，第一件事就是召见毛人凤和毛森，说了句狠话：“陈仪这人背信弃义，你们看着办，不用请示了。” 陈仪这边还在傻傻地等汤恩伯起义呢。结果等来的不是起义部队，而是被免职的命令。 2月，陈仪被押送到了上海。讽刺的是，押送他的正是毛森，而把他软禁起来的，正是他一手提拔的好女婿汤恩伯。 陈仪被抓后，表现得那是相当硬气。蒋介石让人带话，只要他认错，写个悔过书，就能活命。以前很多反蒋的将领，认个错也就放了。 但陈仪这回是铁了心。他说：“我为国为民，想让老百姓少受点战火，我有什么错？我何错之有？” 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950年6月18日，台北马场町刑场。67岁的陈仪被枪决。 死前，陈仪只要了一盆水，洗了把脸，整理好衣冠，昂首挺胸走向刑场。据说行刑的宪兵都不敢看他的眼睛。 而那个出卖他的汤恩伯呢？ 这人也没落得好下场。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台湾那是被人戳脊梁骨。谁都看不起卖主求荣的人，连蒋介石其实都打心眼里瞧不上他。后来汤恩伯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去日本治病。 1954年，汤恩伯痛苦地死在了日本，终年55岁。 回过头来看，那份战犯名单，真的是“害”了陈仪吗？ 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因为没上名单，加速了蒋介石的怀疑。但从根本上讲，害死陈仪的，是那个腐朽的旧制度，是那个只讲私利不讲大义的蒋家王朝，更是那个恩将仇报的汤恩伯。 陈仪虽然牺牲了，没能看到浙江的和平解放，但他那句“何错之有”，那是响当当的。历史这面镜子，照出了陈仪的晚节，也照出了汤恩伯的卑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