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战士黄干宗被两名越南女兵活捉，他本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没想到两名女兵看着他双眼发光，异口同声道：“我们要你当老公！” 这两个女兵，一个叫黎氏萍，一个叫阮氏英。 咱们现在回过头看，这两个女人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她们本来是普通村姑，被强行征召入伍。战场上的残酷超出了她们的心理承受极限，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恐惧压倒了一切。于是，这俩人当了逃兵。 她们躲进深山老林，是为了逃避战争，也是为了逃避军法的制裁。可两个女人在原始森林里生存，难度可想而知。这时候，落单的黄干宗，在她们眼里就不是“敌人”了，而是一个劳动强劳力，一个能帮她们活下去的希望，甚至，是一个能依靠的男人。 那句“我们要你当老公”，在当时那个情境下，并没有多少旖旎的色彩，更多的是一种生存的交换。 黄干宗一开始肯定是不干的。语言不通是其次，关键是身份对立啊！咱们是来保家卫国的，怎么能跟敌国女兵过日子？他试过反抗，也试过逃跑。 但这大山实在是太深了。没吃没喝，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跑出去也是喂野兽。再加上那两个女兵对他看管得极严，软硬兼施。硬的方面，人家手里有枪；软的方面，在那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人性最本能的孤独感会放大无数倍。 慢慢地，生存的本能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对立。 这十三年的日子，咱们现代人很难想象。没有电，没有盐，生病了全靠硬扛。他们像原始人一样，搭个草棚子遮风挡雨，吃野菜，设陷阱抓老鼠和蛇充饥。黄干宗作为唯一的男人，自然承担了大部分重体力活。开荒种点玉米，下河摸鱼，还得时刻提防着被搜山的部队发现。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一种奇妙且复杂的情感在三人之间产生了。黎氏萍和阮氏英对他没有虐待，反而把他当成了唯一的依靠。后来，黎氏萍还给黄干宗生了个孩子。虽然咱们从法律和道德上很难界定这种关系，但在那个要把人逼疯的绝境里，这三个人抱团取暖，成了一个畸形的“家庭”。 这十三年里，外界早已天翻地覆。 外面的战争早就结束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们开始穿西装、用传呼机。可黄干宗的时间被冻结了，他不知道仗打完了没有，也不知道家里人怎么样了。他活在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每天睁开眼就是为了怎么填饱肚子。 转机出现在1992年。 那天，黄干宗像往常一样在溪边打水。水面上漂下来一个空啤酒瓶。他捞起来一看，瓶盖上印着的是简体中文！那一瞬间，电流击穿了他的全身。 如果还在打仗，边境贸易早就断绝了，怎么会有中国的啤酒漂到越南深山里？这只有一个解释：和平了！ 这小小的瓶盖，成了他黑暗生活里的一道光。思乡的情绪一旦被点燃，就再也压不住了。那天晚上，他看着熟睡的黎氏萍和阮氏英，心里想必是经过了剧烈的挣扎。这一走，可能就是永别；但不走，他这辈子就真的烂在山里了。 最终，他选择了离开。趁着夜色，凭着这些年练就的丛林生存技能，他一路摸索，终于走出了大山。 当他衣衫褴褛、胡子拉碴地出现在中越边境时，没人敢认他。直到他用一口地道的广西土话喊出自己的名字，老乡们才惊呼：“妈呀，这不是老黄家的干宗吗？他不是早就牺牲了吗？” 回到家里的场景，那是真叫一个催泪。老父亲老母亲早就把他的名字刻在了族谱的“烈士”那一栏，坟头的草都换了好几茬。看着失而复得的儿子，一家人抱头痛哭。这种大悲大喜，普通人一辈子也经历不了一回。 黄干宗回国后，政府核实了他的经历，恢复了他的身份。日子慢慢回到了正轨，他在边境开了家小杂货铺，那是和平年代里最普通不过的营生。 但这事儿还没完。很多人问，那两个越南女兵呢？ 黄干宗是个重情义的人。虽然当年是被迫留下的，但十三年的朝夕相处，那是实打实的患难之情。更何况，那边还有他的骨肉。他曾经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想把黎氏萍和阮氏英接到中国来，或者至少去看看她们。 现实往往比故事更残酷。因为跨国政策、身份认定种种复杂的原因，再加上那片大山实在太偏远，通讯不便，这个愿望最终成了泡影。听说后来他的女儿长大了，嫁人了，儿子也在那边成了家。但那条边境线，成了他永远跨不过去的一道坎。 现在边境早就通商了，两边的人做生意、通婚都是常事。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知道早已两鬓斑白的老黄，会不会在某个深夜，想起那个潮湿的草棚，和那两个曾经拿枪指着他、后来又给他缝补衣服的女人。 老黄现在日子过得挺平静。有时候记者去采访他，他也总是淡淡一笑，不愿意多提当年的苦。也是，那种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日子，没经历过的人，当故事听；经历过的人，那是刻在骨头上的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