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原军司令刘峙的父亲，被村中恶霸活生生打死，刘峙返回家乡，看到杀父仇人，村民劝他手刃杀父仇人，刘峙表示：都过去了，我看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892年，刘峙命是真的苦。 他在江西吉安的一个小村子里还没出生，父亲就因为跟邻居争夺稻田灌溉的水源，发生了口角。那个年代，宗族邻里械斗是常事，但他父亲碰上个狠角色，也就是那个村中恶霸。在雷公桥上，那恶霸对着刘峙父亲的后脑勺就是一锄头，人当场就没了。 孤儿寡母的日子有多难？那是咱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母亲胡氏带着他在爆竹店打工，好不容易改嫁给了店老板，结果老板病死了；后来又带着他改嫁给一个卸任的管带。对于年幼的刘峙来说，他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父亲”的死亡或离散。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给刘峙在大脑里植入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程序：要听话，要顺从，要忍耐，千万别惹事。 只有这样，作为一个“拖油瓶”才能有饭吃。这种童子功，成了他日后在官场飞黄腾达的秘诀，也成了他在战场丧师辱国的根源。 后来刘峙发迹了，咱们都知道他那是走了大运。 他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跟何应钦关系铁，又对蒋介石言听计从。蒋介石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蒋介石指鹿为马，他就跟着赞美这匹马长得真俊。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这种“绝对忠诚”比“绝对能力”要值钱得多。 加上他早年确实运气爆棚。中原大战的时候，对手要么叛变，要么被大雪困住，刘峙莫名其妙就捡了好几场大胜仗。哪怕他指挥失误，最后结果往往也能化险为夷。这让蒋介石觉得：这小子是一员福将啊！带着他能镇得住场子。 于是，刘峙一路青云直上，成了“五虎上将”之首，那是真正的位高权重，衣锦还乡。 在这个时间点，刘峙回江西老家给母亲修坟，路过当年父亲被打死的雷公桥。那时候他身后跟着卫队，只要他动动手指头，别说那个杀人凶手，就是凶手全家乃至全村，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乡亲们看着大将军回来了，都撺掇他报仇，那个凶手估计在家里也吓得尿裤子了。可刘峙在那座桥边磕了三个头，痛哭一场后，做出了那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他没有抓人，也没有杀人，反而掏钱把那座破桥修成了石桥，还建了个亭子叫“思父亭”。 为什么？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层逻辑。第一层，是他作为一个政客的“面子工程”。那时候他已经是封疆大吏，如果回乡搞血腥复仇，虽然解气，但在舆论上容易落个“仗势欺人”的名声。表现出宽容大度，反而能博得“仁义将军”的美名。 第二层，也是更深的一层，就是他性格里那种极度的软弱和妥协。他本能地排斥激烈的冲突，哪怕他手里有枪。这种性格在处理邻里纠纷时叫“宽厚”，可一旦放到了你死我活的战场上，那就叫“灾难”。 抗战一开始，作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刘峙驻守保定。日军一来，他那套“顺从、圆滑”的处世哲学完全失灵了。鬼子可不管你会不会做人，人家是要你的命。刘峙被日军的火力吓破了胆，甚至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时候，就带着人撒丫子跑路。 他这一跑，直接把防线豁开一个大口子，后面的部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日军包了饺子。他从保定一路跑到石家庄，再跑到河南，创下了国民党将领逃跑速度的记录，被人送了个外号叫“长腿将军”。 最讽刺的是就这么一个屡战屡败的人，蒋介石到了解放战争最关键的时刻，居然还敢用他。 1948年，徐州剿总司令这个位置，管辖着几十万大军，那是国民党的命根子。蒋介石把这个位置交给了刘峙。这消息一出来，国民党内部都炸锅了。 当时还没死的黄百韬气得直跺脚，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千古的名言：“徐州乃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个关键时刻，派一只狗在门口叫，也比派一只猪来得强！” 这话虽然难听，但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刘峙在徐州的指挥，那是典型的一塌糊涂。 在淮海战役中，刘峙把“自私”和“无能”发挥到了极致。当时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发电报求刘峙拉兄弟一把。刘峙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兄弟坚持住，援军马上到！” 结果呢？他的主力部队为了等他私人生意的一批盐，愣是耽误了行军时间。再加上他害怕自己的嫡系部队受损，支援动作慢吞吞的。最后眼睁睁看着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一口一口吃掉。 那时候的刘峙，心里想的估计还是他童年那套生存法则：只要我不出头，只要我保存实力，只要我对蒋介石忠心，我就能活下去。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刘峙也知道自己成了“过街老鼠”。他先是跑到了香港，后来因为那里熟人太多，老部下都来找他借钱，他嫌烦，又带着姨太太跑到了印尼。 后来在印尼实在混不下去了，加上被骗了钱，刘峙晚年又厚着脸皮回了台湾。蒋介石看着这个老部下，也是百感交集。虽然心里恨铁不成钢，骂了他一万遍“娘希匹”，但念在他从不造反、一辈子听话的份上，还是给了他一口饭吃，让他安度晚年。 刘峙这辈子，活了79岁，最后是病死的，结局比很多战死沙场的名将都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