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南大学学生王明健在毕业前一天，突然被两名没有任何军衔与职务的神秘军人带走。在军人的看管之下，王明健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之后他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整整销声匿迹了30年 1956年，那时候的新中国，就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周围全是举着大棒的壮汉。咱们想挺直腰杆，就得有自己的“杀手锏”——原子弹。 可是，造原子弹得有原料啊，得有铀。当时的中国，在这个领域基本就是一张白纸。苏联老大哥虽然那时候还帮咱们，但核心技术那是捂得严严实实。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明健被选中了。 那两名把王明健带走的军人，来自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他们没有给王明健画大饼，也没有承诺高官厚禄，只是把一份保密协议摆在了桌上。那上面最核心的意思就一条：进了这个门，你就得把过去的名字、身份、社会关系，统统烂在肚子里。 王明健签了。他是个学矿冶的，心里比谁都清楚，国家现在急需什么。 他被带到了哪里？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现代化实验室，而是大西北和南方的深山老林。特别是后来他所在的309队，条件艰苦得让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没法想象。 很多朋友可能以为，搞核武器研究，那肯定都是穿着白大褂，在无菌室里按按钮。 大错特错。 当年的铀矿提炼，那是真的在“玩命”。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图纸资料全被烧毁。人家临走时还撂下一句狠话：“离开我们，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这时候，中国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没有了苏联的设备和技术，开采出来的铀矿石怎么提炼成核燃料？这东西不是炼铁，扔炉子里烧就行。铀的化学性质极其复杂，提炼难度堪比大海捞针。 王明健在这个时候，接下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他在没有先进设备的情况下，硬是搞出了一套“简易炼铀法”。 这套方法有多“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带着工人们，用这种腌咸菜的大水缸，配上木棍搅拌，硬是用手工的方式，完成了核原料的化学萃取过程。 咱们现在看着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在当时是被逼出来的智慧。王明健经过无数次计算和实验，发现某种特定配比的化学试剂，可以在简陋的条件下把铀提取出来。 这就是后来震惊业界的“从贫矿中提取重铀酸铵”的技术。 但这背后是血淋淋的代价。 铀是有强辐射的。那时候防护条件差，为了观察反应情况，王明健经常是不顾危险，近距离盯着反应缸。这种长期的高剂量辐射，就像隐形的恶魔，一点点侵蚀着他的造血干细胞。 有一次，实验室发生意外爆炸。那可不是鞭炮炸了，那是带着强酸和放射性物质的爆炸。王明健浑身是血，脸上、身上被烧得皮开肉绽。 换作常人，估计早就要死要活了。可王明健醒来后的第一反应，是问数据保住没有。 他在病床上躺了没多久，裹着纱布又回到了实验室。因为他知道，原子弹的研制是有时间表的，中国等不起。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支撑他的除了信仰，可能就是对家人的愧疚了。 整整三十年，他跟家里的联系，仅限于几封没头没尾的家书。信里永远只有那几个字：“我在外地工作，挺好的，勿念。” 信封上没有详细地址，只有一串冷冰冰的信箱代号。 家里人哪知道他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啊。奶奶去世的时候，一直念叨着大孙子的名字。家里发电报让他回去奔丧，但他那时候正处在攻关的关键时刻，一旦离开，整个实验数据可能就要断档。 他拿着那封电报，一个人躲在戈壁滩的石头后面，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哭得撕心裂肺。 哭完了，擦干眼泪，转身又进了那个充满辐射的实验室。 这就是那个年代科学家的选择。在“大家”和“小家”之间，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牺牲了后者。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那一声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到底是怎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出这玩意儿的？ 没人知道，这朵蘑菇云的燃料，正是出自像王明健这样一群隐姓埋名的人之手。那个被邻居嘲笑“坐牢”的王明健，其实是国家的大功臣。 任务完成后，王明健并没有立刻回到大众视野。核工业的特殊性，让他必须继续保持沉默。他又在那个岗位上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直到把最美好的青春全部耗尽。 1986年，当王明健终于带着一身伤病退休回到家乡时，当年的帅小伙已经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头。 直到这时候，那份尘封的档案才慢慢解密。 当他拿出一枚枚军功章，拿出一张张发黄的奖状时，家里的亲戚朋友全都傻眼了。原来这个“失踪人口”，这个被误解了半辈子的男人，竟然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燃料的功勋人物。 但他很少提这些。晚年的王明健，身体状况非常差。辐射带来的后遗症折磨着他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寸皮肤。 但他从不后悔。 曾有记者问过他：“隐姓埋名三十年，图什么？” 老人的回答很平静，也很简单：“这世界上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干。只要国家还需要我，我就愿意。” 这话听着朴实，但分量极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