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7年春天。河西走廊的风刮起来像刀子。她躺在土窑洞里，血把干草染透了，又渗进土里。何福祥、李文英蹲在旁边，手抖得不知道往哪儿放。 三个人是从倪家营子的包围圈里拼出来的。马家军的骑兵在戈壁上转了将近半个月，她们靠着枯草和残雪撑过来，身上的伤口从没被好好处理过，裹伤的布条早就烂透了。 窑洞外偶尔传来马蹄声，三个人连气都不敢出。 躺在干草上的女战士，是倒在这段路上的其中一个。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连何福祥后来回忆，也只记得那片血从草里渗进土里的颜色，还有那双手攥着衣角一点点松开的力道。 这一幕，不是孤例。 1936年秋，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随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全团一千三百余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 团里的女战士大多来自川陕一带的穷苦家庭，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许多人刚从长征的雪山草地上走出来，脚上的伤还没全好，又踏进了另一场更险的境地。 妇女先锋团编入战斗序列后，没有被当成辅助力量对待。西征途中，她们打过吴家山，守过永昌城，在一条山一带与马家军正面交过手。 1937年1月，马家军对高台县城发动强攻，妇女团第三营随第五军一同据守城头，城墙被突破时，男女战士一起投入肉搏，三营的女战士伤亡殆尽。临泽一战，全团折损近四百人。 王泉媛后来说，那段时间每一天都觉得是最后一天。 进入1937年，西路军的处境急转直下。弹药断绝，补给线被切断，整支部队被压缩在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带动弹不得。 倪家营子一役打到最惨烈时，突围前每名战士分到的物资只剩五发子弹、两颗手榴弹。妇女先锋团奉命进入梨园口阵地，承担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 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王泉媛和吴富莲都清楚。 在梨园口阵地坚持了三天三夜之后，弹尽粮绝，王泉媛和吴富莲先后被俘。两个人走进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被俘后，王泉媛的团长身份很快暴露。敌人连审了她三天三夜，用过的手段不难想象，她没有开口。马家军工兵团团长马进昌将她强行扣押，王泉媛在那个处境下给自己定了一条活下去的理由：走得脱才能走。 1939年3月，马进昌部队调防换防的空档，王泉媛找到机会脱身，辗转到了兰州，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她以为，熬过来了。 办事处的接待人员告诉她一个规定：离队三年以上，不予接收。王泉媛掰着手指算，从被俘到这一天，已经超过三年。接待的人给了她五块大洋，让她自行安置。 王泉媛在兰州站了很久。她说，被敌人打，她没哭过。这回，她哭了。 政委吴富莲没能等到脱身那一天。被俘之后，吴富莲以绝食对抗敌人的威逼，撑了一段时间后，以吞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五岁。 两个一起走进梨园口的人，一个死在囚禁里，一个活着走出来，却在组织的门口被挡了回去。 王泉媛拿着那五块大洋，沿着长征时走过的路，一路靠乞讨回到了江西老家泰和县，改了名，开了一间小饭馆，把过去压在心底。这一压，就是几十年。 直到1980年代，曾参加过西路军的老战士王定国和伍修权一同重走河西走廊，一路寻访当年散落在甘肃、青海各地的西路军幸存者。 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统计，仅甘肃一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两百三十一人；青海各地另有一百三十六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这些人里，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错划成份，几十年里无处申诉。 1983年秋，王定国在兰州见到了一批当年的女战友。有人当场抱头痛哭，有人全身抽搐说不出话，有人拉着王定国的手一步不肯松开。一个曾被敌人活埋、侥幸未死的女战士，见到王定国后哭了很长时间，一句整话都没说出来。 王定国和伍修权回到北京后，联名向中央提交报告，陈述这批人的处境与诉求。中央批准了报告，以正式文件形式下发，为这批流散多年的西路军老战士逐步落实待遇。 1989年，王泉媛被正式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一年，她七十六岁。 何福祥晚年提起那个土窑洞，双手还是会抖。她没记住战友的全名，只记得那双手松开衣角之前，还攥得很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