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跑到县城买药。可药钱差1角，他恳请营业员帮忙：大姐，你行行好，我手保快保不住了！谁料，营业员冷笑：关我什么事！ 那是1970年深秋，晋北山里收土豆的时节。王建军扛着半袋土豆走下坡地，脚下一滑，整个人往下摔，手臂重重磕在石头上，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清楚楚传进耳朵里。 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过，说是骨折，必须用接骨药固定，不然骨头长歪，手臂就废了。可卫生室里偏偏没有这味药。 王建军是1969年从北京西城下乡到晋北的。那一年，全国约有260万城市青年离开家门，奔赴农村，王建军是其中之一。 这场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出的一则报道，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写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指示一出，城里积压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被动员下乡，史称"老三届"。 王建军在山村挣工分，一天满工才值八分钱。他打小没干过农活，手上磨出血泡，破了又结茧，才慢慢适应。手臂骨折这天，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去县城买药。 山村到县城将近三十里山路，坑坑洼洼，他用布条简单绑住手臂，一只手撑根木棍，走了整整一天才到。赶到供销社药店时天色已黑，接骨药加上酒精绷带，营业员算出两块七毛钱。 王建军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数了三遍，只有两块六毛，差了一角。 他低声哀求营业员通融，换来的是那句"关我什么事"，然后眼睁睁看着对方锁门离开。 古语有言，"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王建军那晚坐在药店门口台阶上，手臂发麻，口袋空空，深切体会了这句话的分量。 他那时不会知道，他所处的医疗困境，早在1965年就已被注意到。那年6月26日，卫生部向上汇报农村医疗状况，结论是医疗资源严重集中在城市，农村极度匮乏。 此后国家在农村推行三级医疗体系，县设人民医院，公社设卫生院，大队设卫生室，并培训了大批"赤脚医生"。这些人白天下地挣工分，背着药箱行走在田埂山路间，看病随叫随到。 到1970年代末，全国赤脚医生数量超过150万人，大幅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和传染病发病率。但接骨药这类专科用药，远超普通村级卫生室的配备范围。王建军的村子，卡在了这个空白里。 药店旁边的粮店里有位值班的老师傅，看见王建军坐在台阶上，问清缘由后，从口袋里掏出一角钱递过来。王建军接过那枚硬币，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 那一角钱救了手臂，但王建军和数百万知青面临的困境，要再过将近十年才真正得到正视。1978年10月，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联名写信，反映农场生活的种种困苦，强烈要求返城。 信件遭到扣压后，知青们采取罢工、卧轨、绝食等行动。 1978年11月，上海知青瞿林仙在西双版纳难产去世，事态进一步激化。国务院随后派农垦总局局长赵凡赴云南调查，赵凡向党中央请示后当众表态，知青们的合理要求应当得到满足。 1979年初，返城之门正式开启，短短数月内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超过九成。1980年，中央决定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这场历时十余年、牵动逾一千六百万城市青年的运动，至此落幕。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正式撤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