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张作霖治下的铁路局长常荫槐因公出差。听手下说头等包厢有个男客，不买票还嚣张跋扈，于是前去查看。 包厢里的男人衣着体面，见常荫槐进来，非但没有局促，反而先开了口——大帅五夫人的专用厨子，凭这个身份，京奉铁路上哪个乘务员敢多嘴？常荫槐没搭这茬，直接叫人把人带离包厢，按章处置。 那厨子哭闹着说要回帅府告状，常荫槐没理。 这件事后来传到张作霖耳朵里，结果出人意料——大帅不但没怪罪，还当众夸了常荫槐。这倒不是因为张作霖格外通情达理，而是他本人就清楚京奉铁路的烂账：军官家属霸占座位、乘务人员动辄挨骂，线路年年亏空。 他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敢真正管事的人。 常荫槐能走到这个位置，靠的也确实是这股劲。早年他在奉军军法部门任职，见过太多仗势耍横的人，骨子里就对这套做派没有半点容忍。 当奉军某团长在列车上拔枪抗拒查票时，常荫槐直接上报张作霖，照规矩处理，没有任何回旋。数月之间，京奉铁路的乘车秩序肉眼可见地好转了。 1926年，常荫槐接手主持修建大虎山至通辽的铁路，史称"打通铁路"。这条线路偏偏与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走向平行，日本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多次正式提出抗议，措辞强硬，要求停工。 常荫槐顶住压力，按计划把铁路修完。在当时日俄势力几乎把持东北核心线路的格局下，这条由奉系自主修建、贯通辽西与内蒙东部的铁路，实际意义不仅是一条运输通道。 1928年5月，更大的考验来了。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派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赴京，逼张作霖在"满蒙新五路协约"的正式合同上签字——这份协议涉及敦图、长大、吉五、洮索、延海五条铁路路权，均在东北腹地。 张作霖授意时任交通部代总长常荫槐代为签署。常荫槐拒绝了。在当时的体制里，顶着大帅的意志拒签外交文件，等于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但常荫槐就是没有落笔。 这份合同因此始终未能生效。 仅一个多月后，1928年6月4日清晨，张作霖乘专列途经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不治身亡。 常荫槐同车随行，离开张作霖车厢稍后，正站在两节车厢接头处，炸声响起，常荫槐跌倒受了轻伤。那份悬而未决的合同，就此随着张作霖的死被搁置。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接管东北军政。常荫槐与奉系元老杨宇霆走得很近，两人对这位年轻的"少帅"态度一向轻慢。 常荫槐与张学良谈事，开口便叫"汉卿"，不称职衔，举止中透着一种把对方当晚辈的随意。 1928年底东北易帜，张学良宣布归附南京国民政府，杨宇霆与常荫槐公开拒绝出席合影，当日在各自公馆拒不悬挂青天白日旗。 1929年1月10日，两人来到帅府老虎厅，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推荐常荫槐出任督办。张学良以需请示南京为由拖延，杨宇霆与常荫槐当场掏出拟好的文件，要张学良立刻签字。常荫槐把自己的钢笔递了过去。 那支笔，张学良没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