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女知青张菊芬热恋时，男友哀求说：“你就把身子给我吧，我会对你负责！”谁料，发生关系不久，男友就抛弃了张菊芬，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1969年前后，她随大批城市青年来到黑龙江讷河，在土炕上睡、在冻土里刨，窝头配咸菜成了家常。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同批男知青成了她生活里的火苗，在田埂上帮她分担活儿，在工棚里与她分着干粮。 日子再苦，有人说一句“我会对你负责”，就足以让一个19岁的姑娘相信，自己并不是一个人扛着天寒地冻。 1970年，关系越走越近，男青年用那句耳熟能详的“你就把身子给我吧，我会娶你”的誓言，换来了她最彻底的信任。可现实转身就给了她一记重击。 回城指标落到男方头上，他匆匆打点行李，有的只留下五元钱，有的连一句告别都没有，独自登上返回城市的列车，把张菊芬和她肚子里新生命，扔在了北大荒的风雪里。 怀孕的异常很快显现出来。在那个把“作风问题”看得比命还重的年代，未婚先孕不仅意味着羞耻，还可能被扣上“破坏知青政策”的帽子，轻则取消返城资格，重则处分乃至判刑。 流言像野草一样疯长，昔日姐妹渐渐疏远，干部严厉谈话，她一度绝望到想用土办法结束这一切，却在感到胎动时又下不去手。 幸好，连队里还有老支书、热心大娘这样的好人，把她悄悄安置在一间破旧的土坯房，用自家有限的口粮帮她熬过最难的几个月。 1971年一个飘雪的夜里，或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给孩子取名张淑凤，寄望这个在苦寒中降生的孩子，将来能像凤凰一样飞出这片黑土地。 然而，一个未婚女知青在那样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堂堂正正地抚养孩子。无论是档案、返城资格、还是今后的人生，都会被这个“私生子”撕得粉碎。张菊芬在无数个彻夜难眠的晚上反复权衡，最终咬牙做出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当地一对无儿无女的农户。 交接的那天，她用唯一一件花棉袄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有人记得她还在襁褓上写下孩子的名字。木门关上的瞬间，她感觉心被硬生生劈成两半。从此，北大荒多了一个“上海知青的孩子”，上海则多了一个再不敢提起往事的女人。 70年代中后期，知青返城政策逐渐松动，大规模返城的浪潮终于席卷而来。张菊芬也跟着队伍回到了上海，有的说她终生未婚，把全部精力都倾在工作上，直到因病去世；有的回忆她后来结婚生子，成了一位普通的上海阿姨，每天骑车上下班，逢年过节陪丈夫和儿子逛街。 无论哪一种版本，可以确定的是，她把北大荒的那个女儿，牢牢锁在心底最深处，连最亲近的家人也鲜少提及。 而远在黑龙江的张淑凤，则在养父母粗糙却真诚的爱里长大。“上海知青的孩子”这几个字既是她的标签，也是她心中解不开的结。 她依稀记得3岁时，有一位女人轻轻摸她的脸，身上有淡淡的肥皂香，还有那件花棉袄的温度，这些零碎记忆后来成了她寻亲的全部线索。 成年后，她一边过着平凡的日子，一边被“我从哪里来”的疑问追着跑。她不怨母亲当年的抛下，只想搞清自己的身世。几十年间，她跑过无数当年的知青点，打听过上百位老知青，屡屡碰壁。直到2010年前后，她借助寻亲节目和媒体的力量，总算把线索一点点缩小到上海某个家庭。 当她第二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时，拎着那件珍藏多年的花棉袄，心里想着无数次想象过的重逢场景。可当门开的一瞬间，迎接她的不是白发苍苍、泪流满面的母亲，而是一个中年男人。 对方含泪告诉她，自己是她的舅舅，张菊芬早在几年前因病去世，有的说是2004年，有的说是2005年，无一例外的是，都提到她晚年时常失眠，多次在梦中惊醒。 舅舅承认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却拒绝认亲，也不肯透露姐姐的墓地。他说，这是家族的耻辱，是不能被公开的秘密，姐姐的丈夫和合法子女都不知道这件事，不能因为一个突然出现的“北大荒女儿”，打破他们多年安稳的生活。 就这样，张淑凤带着那件花棉袄，在上海街头徘徊了几天，终究没能等来一句“女儿”。她唯一的心愿，不过是在母亲坟前磕个头，说一句“我不怪你”，却也被现实挡在门外。 这一段跨越四十多年的寻亲路，终于以无解收场。张菊芬用一生守住秘密，在沉默里消化自己的愧疚与恐惧；张淑凤用一生追问答案，在奔波中为自己寻找归属。她们一个把记忆封存，一个把记忆挖掘，最终都输给了时代留在她们身上的伤痕。 很多年后，人们再提起这段故事，不再只是指责谁薄情或谁软弱，而是看到那个年代里，个体在大潮中的渺小与无奈。有些母女，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拥有拥抱，却在彼此不知道的地方，为对方流了一辈子的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