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妈还是知青，在县里卫生院生下我。那晚油灯昏黄，接生婆把我抱给她，

1979 年，我妈还是知青，在县里卫生院生下我。那晚油灯昏黄，接生婆把我抱给她，她看了我很久，给我系了一根红布条。第二天，公社来了返城名额，她被喊了名字。她把我托给生产队里最厚道的一家，留下一封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信和一点钱，说等安顿好就回来接我。她没回来。 我被王家爹娘养大，他们待我如亲生。只是关于我妈，家里像关了一扇门，没人提起。我脖子上那根红布条，洗得发白，边角都毛了，却一直系着。 十八岁那年夏天，养母病重。一天傍晚，她让我去村口小卖部买白糖。回来的路上，天边晚霞烧得通红，我莫名心慌，撒腿就往家跑。 院门虚掩着，堂屋里没开灯。养母靠在床头，手里捏着个旧手绢包。她招手让我过去，把手绢包放在我手里，手心滚烫。“丫啊，”她声音很轻，“你妈……当年是回了城的。可刚到厂里报到，体检就查出了毛病，挺厉害的传染病。她不是不想你，是怕……怕把病气过给你。” 我捏着那个小包，没打开。窗外的知了叫得撕心裂肺。 “她后来托人捎过信，问你的情况，还寄过钱和粮票，我都收着了。我没告诉你，是怕你心里长草，待不住。”养母喘了口气，眼神有点涣散，“我私心重，想着……你就永远是我闺女，也好。” 她没撑过那个夏天。办完丧事，我打开了手绢包。里面只有一张纸条，写着一个重庆的地址，字迹娟秀，和当年那封歪扭的信完全不同。 我去了重庆。地址上的老房子快要拆迁了，问了一圈，都说那家人早就搬走。最后是个晒太阳的老爷子告诉我：“找林秀琴？她好多年前就搬回川东老家养病去咯，听说身体一直不好。” 我顺着那点模糊的线索，坐了很久的长途车，一路打听。找到那个小镇时，已经是三天后的下午。镇子很小，只有一条老街。我站在街口，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弯着腰在自家门前的小花坛里除草。她直起身捶了捶腰，侧脸在夕阳里显得格外瘦削。 我慢慢走过去，脚步很轻。她似乎感觉到有人，转过头来。目光相碰的瞬间，她手里的水瓢“哐当”掉在地上。她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脖子——那天赶路热，我解开了领口的扣子，那根褪色的红布条露了出来。 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眼泪却一下子涌了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颤抖着，从自己贴身的衣领里，也扯出一根一模一样的、旧旧的红布条。 风穿过老街，吹动她花白的头发。我们谁也没说话，就那样站着，中间隔着三十多年的光阴，和两根轻轻飘动的红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