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有位公社书记和某大队支书在支书家喝酒。喝到半醉时，大队支书借故离开了家

七十年代，有位公社书记和某大队支书在支书家喝酒。喝到半醉时，大队支书借故离开了家里，只有支书的妻子仍然和公社书记在继续喝酒聊天…… 其实支书没走多远，就蹲在院墙外老枣树下的柴堆旁边，怀里揣着半盒会计给的卷纸烟。白天公社开完会，书记私下拉他说，要让他们队接下修公社水渠的活，占半个月壮劳力，可队里刚收完麦子，男人们都累得饭吃不下，秋种的化肥还没着落，他实在硬着头皮应不下来。 他蹲那儿抽第三根烟的时候，听见屋里妻子给书记添酒的“哗啦”声，还有书记笑着喊“再来点，你家这玉米酒够劲”，他心里忽然冒起一股无名火，脚边的土坷垃被他踢得老远——他烦自己没用，连句拒绝的话都不敢当面说，躲这儿像个没长大的娃。 风刮过枣树叶子沙沙响，他忽然走神了，想起上个月妻子半夜起来给他煮红薯，灶膛的火映着她的脸，她说“实在不行咱就跟书记实说，总不能逼得队里人没法过”。那会他还骂她妇人之见，现在想想，好像也没啥不对。 正愣神呢，听见屋门响，是书记出来了，手里拎着布包，脚步轻得很，没敢惊动屋里的人。书记路过柴堆时，故意咳了一声，说“老周，我知道你在这儿，你家嫂子把队里的难处都跟我说了，水渠的活我调给东大队，他们劳力足。秋种的化肥我给你留两袋，明天让公社拉来”。支书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刚要起身，书记已经走远了，脚步声混在田埂的蛙鸣里，没影了。 他蹲在原地，烟蒂烧到手指才回神，麻酥酥的疼，心里那块堵着的石头却落了地。回到家时，妻子正趴在炕沿缝补他的破布鞋，灯芯挑得低，光线昏黄，她的头发上还沾着灶灰。见他进来，头也没抬，说“书记说你是个实心为队里的，不让我叫醒你，让你睡踏实。对了，你下午念叨的队里缺麻袋的事，他说让供销社匀二十条”。 后来他干了几十年支书，谁也替不了他的位置，有人说他跟上面关系硬，有人说他会来事，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天晚上柴堆旁的风，还有妻子补鞋的针脚，比啥场面话都实在。其实人活着，不用总想着绕弯子，实打实的话，反而能让人掏心窝子，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