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朱枫即将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面对着蒋匪帮的镜头，目光里流

1950年6月10日，朱枫即将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面对着蒋匪帮的镜头，目光里流露出革命者慷慨赴死的坚定。那一天，她换上漂亮的旗袍和短绒线衫，和就义时的江姐是一样的穿着，她用美丽和从容表达出女革命者前赴后继的精神传承和对反动派的蔑视。 牢房里很闷，只有高处一个小铁窗透进光。她仔细抚平旗袍上的褶皱，袖口有一处磨出的毛边，是她自己偷偷用指甲一点点理平的。她想起这件旗袍的来历——不是来自她的故乡镇海，而是去年秋天，离开上海前，女儿拉着她去裁缝店做的。女儿那时才十二岁，仰着脸说：“妈妈穿这个好看，等回来穿给我看。” 她笑了笑，没说话。裁缝店里，电风扇嗡嗡地转着，吹起布料轻软的边角。 去台湾的任务来得急。她早年因生意在台北住过半年，认得些街巷，是最合适的人选。接头地点在一家西饼店二楼，窗户对着街。她总点一杯咖啡，配一小块核桃糕，坐上一个钟头。信号是窗台上的空花盆，若摆正了，便是安全。 有次，花盆歪了。她心里一紧，却不露声色，继续小口吃着糕点。眼角余光瞥见楼下巷口停着辆黑汽车，两个戴礼帽的男人靠在车边抽烟。她拿起手袋，慢慢下楼，经过柜台时，顺手把包着情报的蜡丸滑进了一袋刚称好的白糖里。老板娘是熟人，眼皮都没抬。 直到走出两条街，她的手心还是冰凉的。那天下午，她破例去看了场电影，黑漆漆的影院里，她听见自己心跳如鼓。 被捕那天毫无征兆。清晨，她正对镜梳头，木门被猛地撞开。梳子“啪”地掉在地上。她没有回头，只从镜子里看着涌进来的人影，慢慢把最后一缕头发绾好。 最后的时刻到了。牢门打开，强烈的阳光涌进来，刺得她眯了一下眼。她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一步步向外走去。旗袍的裙摆轻轻拂过粗糙的水泥地，那声音细微，却清晰得像某种节奏。她忽然想起女儿哼过的一首童谣，调子轻轻的。 走出阴影，站到光里，她整了整衣领。风吹过来，很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