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徐静斐去探望生病的父亲徐悲鸿。一眼瞅见28岁小妈廖静雯吃窝头和咸菜。顿时眉毛扭动大怒，“嗬！父亲工资每月300块还卖画，你这假模假样的装穷给谁看呢？” 1951年初春，一封电报从北京飞到安徽合肥:“父亲有恙速来京。” 22岁的徐静斐拿着那张小小的电报单，先是一阵冷笑: 父亲在北京有新家新妻，自己和母亲却各自漂泊，如今一句“速来”，仿佛多年疏离从未存在。可转念一想，那毕竟是给了自己生命的人，她还是连夜踏上了北上的车。 推开家门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落寞的背影。徐悲鸿靠在床头，眼眶深陷，头发花白杂乱，下巴挂着斑驳胡须，脸色蜡黄。 桌前摊着未完成的画稿，他却先放下笔，努力撑起身子问了一句:“在安徽，还好吧？”这声问候让徐静斐鼻子一酸，却又想起母亲这些年反复念叨的“负心汉”和“狐狸精”，心里的疙瘩翻涌而上。 她端着杯子走进厨房，刚推门，便看见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廖静文坐在小凳上，手里是窝头，碟子里只几片咸菜，桌上唯一一盘剩菜颜色都发灰了。年轻人的火气当场就蹿上来:“小妈，父亲一个月工资300块，还有画卖，你在这儿啃窝头咸菜，是故意装穷给我看吗？” 廖静文只是抬头看了她一眼，苦笑着摇摇头，没有辩解。那几天，她白天单独给徐悲鸿做软烂可口的饭菜，晚上就在床边打地铺，随时起身照看病人。徐静斐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第一次有了“也许我误会她”的隐约念头。 直到有一次，廖静文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记账簿，又轻轻摊开一卷画轴:“这是你父亲花了20多万现金，再加上几十幅画换回来的《八十七神仙卷》，他还想把更多流落在外的宋元名画买回来，将来都捐给国家。” 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收入支出，连打算将全部藏品捐献给国家的计划都写得清清楚楚。 那一刻，徐静斐愣了。原来母亲口中“被新妻子掏空的钱”，大半变成了古画和国宝；原来廖静文吃窝头不是“演戏”，而是真舍得把钱往画轴里、往未来里砸。 夜深了，徐悲鸿在油灯下对女儿说:“你今天的话，伤了静文。”随即缓缓讲起这些年的难处: 为了应对旧婚姻中索要的画作和补偿，他拼命作画，身体垮了；为了把流失的艺术带回中国，他和廖静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廖静文从未问过“值不值”，只是记账、张罗、照顾他，撑着这个家。 然而没过几年，徐悲鸿便在1953年9月因病离世。葬礼上没有徐静斐的身影，那时的她，还没真正消化完对父亲再婚的复杂情绪。 真正让这对继母女情感翻盘的，是后来的日子。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将2200多件作品和历代藏品全部捐给国家，又把自家院落捐出来建纪念馆。 她写信给徐静斐，说这是父亲生前的心愿，也希望女儿继续上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她的一再催促下，1954年，徐静斐考上安徽农专。廖静文亲自赶到合肥，把1500元塞到她手里，只说:“好好念书。”那一刻，徐静斐再也绷不住，一声“小妈”喊出口，抱着她嚎啕大哭。 三年困难时期，徐静斐带着3个孩子逃荒般回到北京投奔“小妈”。廖静文自己也是缺衣少吃，却仍把桌上唯一的一盘小葱炒鸡蛋推到他们面前，一筷子一筷子夹进孩子碗里，自家两个孩子则就着咸菜吃饭。 母女俩商量着在院子里犁出一块地，种玉米和菜，一家人硬是熬过最难的那几年。 看着廖静文消瘦的背影，徐静斐突然想起14岁那年在重庆，父亲因肾病和高血压住院100多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是这个只有21岁的年轻女子昼夜守在床边，打地铺、吃剩饭，把钱全省下来给他治病；又想起自己16岁时，廖静文一次次同她谈人生、讲担当，鼓励她去参军报国。 那晚，两个人敞开心扉聊了很久。徐静斐终于明白，小妈当年不顾流言选择和父亲在一起，不是为了名利，而是认准了这个人，认准了他肩上的文化使命。 她不是来分走什么，而是陪着他把一生都投进了画里、藏品里，最后再统统交给国家。 晚年，廖静文写出5部关于徐悲鸿的著作，《徐悲鸿一生》出版时，母女俩并肩坐在合肥省博物馆里为读者签名。徐静斐的女儿看着这对“母女”照片，听母亲感慨:“你奶奶，是用宽容成就一家的女人。” 从“装穷的小妈”到“真正的亲人”，从心结到释怀，徐静斐走了半生，才看懂廖静文把对徐悲鸿的挚爱，化成了对国家艺术的托付。她的命，看似为一个男人而活，最终却把两个人的小爱，推成了一个时代记得的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