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陕西男孩捡到玉玺，上交国家得20元，44年后博物馆找上门：你捐的是国宝，价值不可估量！特意邀请您来领奖！ 那年他13岁，读小学六年级，个头矮矮的，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每天放学要沿着渭惠渠土路回家。村子挨着汉长陵一带，渠岸常被雨水冲出砖瓦碎片和陶片，大家早已见怪不怪。 9月的一天，他在狼家沟附近的水渠边，看见泥里有一角白色露出来，以为是块好看的石头，就顺手抠了出来。 那是个小小的方块，差不多2.8厘米见方，摸上去又滑又润，顶上趴着一只小兽，肚皮下还有孔，底部刻着四个古怪的字。他不认识，只觉得有趣，揣回家准备当“宝贝石头”玩。 少年心性，他还幻想过要把底下的字磨掉，刻上自己的名字。但试了几下才发现，这块玉硬得惊人，完全下不了手，这个念头就搁置了。 几天后，父亲孔祥发注意到儿子桌上的“白石头”。这个一辈子和黄土打交道、却当着大队会计、偶尔参与过文物普查的农民，第一眼就觉得这东西不对劲，不像寻常玩意。再一问，出土地离长陵东侧不远，他心里更添了几分警觉。 那是一个提倡“破四旧”的年代，砸烂“帝王将相”塑像都来不及，谈“文物保护”简直像逆流而行。可孔祥发想了想，还是对儿子说：“这么好的东西，放家里不合适，还是交给国家最稳当。” 第二天，他带着孔忠良赶往西安，几乎全靠两条腿再加一段长途车，走了4个多小时，才把这块“石头”交到了陕西省博物馆。 专家接过实物那一刻，几乎是同时意识到，这绝不是普通玉器。通体羊脂白玉无一丝杂色，螭虎钮高浮雕，虎目圆睁、獠牙毕露，四肢蜷曲有力，四侧勾连卷云纹细腻流畅，印面“皇后之玺”四个篆字，方中带圆，章法大气，印槽内还能看到红色朱砂残痕。 他们调来放大镜和灯光，拓印印文，对照东汉《汉官旧仪》等古籍，再把出土地位置和长陵、吕后陵区的位置放在一起研究，最终判断，这极有可能是西汉开国皇后吕雉的专用玉玺，是迄今唯一一件两汉帝后实物玺印。 这方印，不仅印证了文献中关于皇后玺印制度的记载，也从玉料、雕工、钮式等多方面展示了汉代最高水平的玉雕艺术，对秦汉政治制度和工艺史的研究，意义大到难以估量。 面对这件“值半个西安城”的国宝，孔家父子却显得很平静，只表示愿意把它完全交给国家。馆方想给他们申请奖金和荣誉，父子俩连连摆手。 最后大家凑了20元钱，当成路费和一点心意，再在附近请他们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 那碗泡馍的味道，孔忠良记了一辈子。回到村里，他又继续下地干活、挑水放牛，娶妻生子，日子照样紧紧巴巴。 那枚玉玺则被送进库房，经过清理保护，慢慢从“深闺”走向展厅，成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91年新馆建成后，它进入基本陈列，2013年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与兵马俑等重量级文物并列。 几十年间，来往游客在恒温恒湿的展柜前驻足，透过玻璃看那方小小玉玺，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曾被一个13岁的农村娃揣在兜里走过乡间土路。 时间一晃到了2012年。57岁的孔忠良依旧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住的还是老房子。陕西历史博物馆在整理档案、筹备文物保护表彰活动时，翻出当年的捐赠记录，又一路打听，才在韩家湾村找到他。 当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枚皇后玉玺如今被列为国宝，并诚邀他参加表彰大会、补发奖金时，他第一反应还是推辞：“当年给的20块路费就很够了，我就是捡到东西交给国家。” 最终，在大家的再三劝说下，他还是穿着朴素的衣服走上领奖台，接过“保护遗址十大杰出人物”证书。面对媒体镜头，他只重复那句话：“这是国宝，交给国家是应该的。” 如今，他偶尔会带孙子孙女去西安，看那枚静静躺在灯光下的“皇后之玺”。孙辈问：“爷爷，这就是你捡到的那个石头吗？”他只是笑笑，说：“那是国家的东西，咱只是先看见了一眼。” 在1968年那样一个“破四旧”的年代，一个农民父子没有把玉玺藏在枕头底下，也没有拿去换钱，而是默默地把它送进了国家的博物馆。44年后，当表彰姗姗来迟，国宝背后站着的，仍旧是那句最朴素的念头：好东西留给国家和后人。 真正让文物穿越乱世和时光的，不只是恒温展柜和专业保护，更是这种普通人身上不声不响的良心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