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陶建芳将军的就义照，他的事迹和吴石将军一样壮烈，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拍

1951年，陶建芳将军的就义照，他的事迹和吴石将军一样壮烈，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拍下照片的这一天是1月24日，不久他牺牲在台北马厂町刑场。 被胁迫登上去台湾的船时，陶建芳站在甲板上，望着越来越远的大陆海岸线，手里攥着那半张全家福，指节都泛了白。他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脑子里反复闪回的，是沈同一在解放区对他说的那句话：“越是危险的地方，越需要有人把火种留住。” 刚到台湾时，他被暂时编入旧部的部队，表面上整日喝酒打牌，装作对时局心灰意冷，背地里却在偷偷梳理关系网。那些年在国民党军中攒下的“人脉”，此刻成了最危险也最有用的工具。他借着探望老战友的名义，去过台中、高雄的军营，把看到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记在心里，再趁着夜色，把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塞进茶馆墙角的砖缝——那是他和地下组织约定的接头点。 有一回，他去见一个曾在浙西共过事的团长，对方盯着他看了半晌，突然低声问：“建芳兄，你这次回来，怕是不只是‘避避风头’吧？”陶建芳心里一紧，端茶杯的手却没抖，笑着拍对方肩膀：“都这时候了，还能想什么？混口饭吃罢了。”对方没再追问，临走时塞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三张空白通行证。后来他才知道，那位团长早就对国民党失望，只是没敢迈出那一步。 暴露是在1950年冬天，一个他发展的联络员被捕，供出了“有个姓陶的少将在搜集军事情报”。特务找上门时，他正在烧毁一份标着弹药库位置的草图，火苗舔着指尖，他硬是等纸烧成灰烬才被带走。 牢房里的日子，他想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能不能活，而是那些没送出去的情报会不会影响解放台湾的计划，是妻子会不会以为他真的投靠了国民党，是孩子们长大后会不会怪他这个“逃跑的父亲”。有个看守是浙江老乡，夜里偷偷塞给他一个馒头，小声说：“将军，他们说你是叛徒，可我记得你当年在富春江给我们送过药，你不是那样的人。”陶建芳咬着馒头，眼泪没掉，只拍了拍对方的手：“好好活着，看看以后的中国。” 审判那天，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抬头看了眼法庭外的天空，突然笑了：“我这一生，打过硬仗，救过百姓，没对不起谁。要说遗憾，就是没能亲眼看到红旗插遍台湾。”蒋介石改判死刑的消息传来，他反而松了口气，至少不用再担心自己会在酷刑下忍不住吐露半个字。 临刑前整理衣领时，他想起1937年淞沪战场，自己还是个中尉，抱着炸药包炸坦克，那时想着“保家卫国”；1947年在香港，沈同一给他讲共产党的主张，他才明白“保家卫国”不只是打跑日本人，更是让老百姓能挺直腰杆过日子。从那以后，他就没想过回头。 现在知道他是烈士了，他的孩子们也都老了，每次说起父亲，还是会红着眼眶。前几年，他最小的女儿去了台湾，在马场町纪念公园的墙上找到了父亲的名字，摸着那三个字，她轻声说：“爸，我们不怪你了，你是英雄。” 我有时候会想，那些在黑暗里行走的人，他们到底靠着什么撑下去？或许就是心里那点光吧，知道自己做的事能让后人活得敞亮，就什么都不怕了。只是可惜，他没能等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