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头疼了一个月，疼得整宿睡不着。在北京协和医院，排了四个钟头的队，一个年轻的女

我妈头疼了一个月，疼得整宿睡不着。在北京协和医院，排了四个钟头的队，一个年轻的女大夫，翻了我从老家带来的那摞片子，不到两分钟，直接合上递给我。 我心里一紧，以为没救了。她却忽然站起身，说了句“您稍等”，拿着片子快步走出了诊室。走廊的穿堂风吹进来，病历纸哗啦响了一下。我妈攥着我的手，冰凉。 几分钟后，女大夫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医生。“老师，您看这个蝶窦区域，”她指着片子的一角，声音很轻，“和上次研讨会提到那个病例，像不像？”老医生戴上眼镜，仔细看了半晌，点点头，对我说：“初步看，可能不是普通的血管问题。需要立刻住院，做进一步检查。” 一切快得像按了快进键。两小时后，我妈已经躺在病房里。护士来抽血，我妈别过头不敢看，我搂着她的肩膀，闻到她头发上老家带来的、淡淡的皂角味。窗外的天色渐渐暗成蓝灰色。 那晚我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夜。女大夫下班前特意过来一趟，白大褂已经脱了，穿着件浅灰色的开衫。“别太担心，”她说，“我们发现得早。我老师是国内看这个病的权威。”她语气平常，就像在说一件小事。我点点头，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检查一项项做。我妈从最初的害怕，到后来渐渐放松，甚至和临床的老太太聊起了天。她说，这里的医生护士，话都不多，但做事利索，让人安心。 一周后，确诊了。是一种罕见的炎症，位置隐蔽，容易误诊。老医生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女大夫是管床医生。每天早晨她来查房，问得细，听得更细。有次我妈说夜里肩膀有点酸，她转身就安排了理疗科会诊。 治疗了一个多月，我妈的头疼消失了，脸色也红润起来。出院那天，女大夫送我们到电梯口。我妈一个劲儿道谢，她只是笑笑，说应该的。电梯门关上前，我看见她揉了揉自己的后颈，转身又快步走向了病房。 火车开动时，我妈靠着窗，忽然说：“那闺女，自己脖子估计也不舒服呢。”我这才想起，好像每次见她，她白大褂下的肩膀都绷得有点紧。窗外，北京的楼群渐渐远去，我心里那块石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轻轻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