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冬天的台北，气温不到10度，风钻进违章建筑的缝里。李天霞躺在破铁床上，浮肿得不像话，只反复吐出一句话：想喝一杯甘蔗汁，要很甜的那种。 李天霞是湖南临湘人，黄埔三期毕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是有名的“虎将”——淞沪会战里他带着部队死守罗店，身中三弹都没下火线；武汉会战时他指挥装甲团突袭日军后勤线，把鬼子辎重队打得七零八落。可到了台湾之后，一切都变了。1950年他因“作战不力”被革去军职，从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变成台北街头卖旧书的摊贩，后来连书都卖不出去，只能靠老部下接济，在万华一带的违章建筑里租了间十平米的小屋。 那间小屋漏风漏雨，墙角堆着捡来的煤球，床是用几块木板搭的，铺着发黑的棉絮。李天霞的老伴儿早年跟着他在部队颠沛流离，落下一身病，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咳嗽；小儿子在基隆码头当搬运工，每月寄回来的钱不够买米和药。 他自己呢，得了肾炎，腿肿得穿不上鞋，走路得扶着墙。可就算这样，他每天早上还是会爬起来，把旧军衣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那是他当年在军校穿的第一套制服，袖口磨破了，他用同色的布补上，针脚歪歪扭扭，却缝得很密。 那年冬天特别冷，台北下了好几场冻雨。李天霞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想起小时候在老家，母亲总会煮一碗热乎的甘蔗汁给他喝。那时候家里穷，甘蔗是地里种的，榨汁的时候母亲会把最甜的那部分留给他，自己喝剩下的渣子。他说：“娘，等我长大了，赚了钱给你买好多好多甘蔗汁。”可后来打仗了，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再也没喝过家里的甘蔗汁；等到在台湾安定下来，母亲已经去世多年，老家也被战火毁了。 他想喝甘蔗汁，不是嘴馋，是想起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那天傍晚，隔壁卖水果的王婶来看他，看他肿得厉害，说：“李大哥，我去巷口买根甘蔗，给你榨汁喝？”他摇头，声音哑得像砂纸：“不用麻烦了，我没钱。”王婶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我请你，就当是看在老邻居的份上。”可等王婶回来，他已经昏过去了，手里还攥着那件旧军衣。 李天霞走的时候，身边只有老伴儿和小儿子。小儿子抱着他的尸体哭，说：“爸，我明天就去借钱，给你买最甜的甘蔗汁。”老伴儿摸着他的脸，说：“你这辈子，没享过福，连口甘蔗汁都没喝上。”后来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一个布包，里面包着三枚勋章——淞沪会战纪念章、武汉会战纪念章，还有一枚黄埔军校的毕业徽章。布包里还有张纸条，是他用铅笔写的：“我想喝一杯甘蔗汁，要很甜的那种，像娘煮的那样。” 有人说，李天霞是“被时代抛弃的人”。可他不是，他只是个想家的老兵，一个没来得及尽孝的儿子，一个没实现诺言的丈夫。他到死都记得母亲的甘蔗汁，记得老家的风，记得那些在战场上为民族拼命的日子。可时代变了，他没变，他还是那个穿着旧军衣的湖南伢子，还是那个想喝甜甘蔗汁的孩子。 现在，万华的违章建筑早就被拆了，建起了高楼大厦。可每次路过那里，总有人会想起李天霞——那个躺在破铁床上的老人，那个想喝甜甘蔗汁的老兵。他的故事，不是什么“英雄末路”的戏码，是一个普通人被时代裹挟的一生，是无数像他一样的老兵的缩影。他们曾为国家拼过命，可最后却被时代遗忘在角落里，连一口想喝的甘蔗汁都喝不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