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美国人的收入是中国人的200倍，1990年，美国人的收入是中国人的100倍！ 看到这两个数字，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晕？两百倍，一百倍，这差距大得就像隔着太平洋扔石头。但数字背后，是两个国家各自走过的、完全不同的路。 咱们这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日子刚开始有点动静。你可能听说过安徽小岗村的故事，十几户农民悄悄按手印，把地分了。就这么一“分”，像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地里长出的不只是粮食，还有久违的希望。城市里也慢慢有了生气，“万元户”成了最时髦、最让人羡慕的词。深圳、珠海这些地方，画了几个圈，说要“杀出一条血路”。那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上海证券交易所那面锣，要到1990年年底才敲响。大家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都深一脚浅一脚，但总的方向是往前，往好了走。 大洋对面，美国人在八十年代也有自己的烦恼。七十年代“滞胀”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干净，东西贵，工作却不好找。里根总统上台，开了个新药方，核心就俩字：减税。给老百姓减，给企业也减，想着把市场的活力给释放出来。这一招，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确实让美国经济稳了下来，步入了一个所谓“大稳健”时期。不过，蛋糕做大的同时，分蛋糕的方式也在悄悄变化，华尔街和主街（指普通大众）的风景，开始越来越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盯着“200倍”到“100倍”这个缩小的倍数时，心里得明白，这背后是两条速度、风景各异的跑道。我们的跑，是从几乎一无所有起步，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他们的跑，是在一个高基数上调整姿态，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开始经历“物价闯关”的阵痛，尝试让市场来决定商品的价格。同时，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像微软、IBM，开始崭露头角，为下一轮增长积蓄力量。 仅仅看收入倍数的缩小，可能会掩盖一些更深层、更复杂的东西。真正的差距，有时候不在平均数的比较里，而在结构之中。举个例子，很长一段时间里，咱们国家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但远低于美国，而且自己还在往下走。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果实，分到普通工薪阶层手里的比例，并没有同步增长。老百姓为上学、看病、买房发愁的焦虑感，一部分正来源于此。反观美国，虽然社会贫富分化也是个老大难问题，但它的工资总额占国民经济的盘子，相对要稳定得多。 再说说发展的质量。我们靠投资、出口拉动的追赶模式，创造了奇迹，但也留下了产能过剩、环境压力这些课题。美国呢，靠着金融创新和科技霸权，享受了高附加值的好处，但产业空心化、债务膨胀的隐患也如影随形。这就像两辆都在前进的车，一辆担心发动机过热，一辆担心油箱见底，各自有各自的保养难题。 站在今天回头看，从200倍到100倍，再到后来更大幅度的接近，这当然是一部了不起的追赶史。它证明了路走对了，汗水没白流。但这组快速变小的数字，不应该成为我们眼中唯一的目标。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购买力，年轻人能看到上升通道的社会，青山绿水的可持续环境，这些“软实力”的差距，可能比收入的数字差距更难追赶，也更重要。 经济增长的竞赛，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短跑。它是一场考验耐力、平衡力和远见的马拉松。我们用了三四十年，跑完了前面最艰难的一段追程。下一段路，坡度或许更缓，但路况会更复杂，对步伐的协调性、呼吸的节奏感，要求也更高。如何在奔跑中让更多人感到公平，让增长更有韧性，是我们和美国都要面对的共同考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