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具体情形没人知道，连他女儿束美新也是多年后才从父亲旧友那儿拼凑出几句话。学生是辗转托了好几层关系才把话递进去的，那时候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的厕所刚打扫完，束星北手上还攥着湿漉漉的拖把。对方把路子摊开讲得很细，先去哪、经停哪、那边谁能接应。说到一半束星北就把手抬起来，不是摆，是轻轻按了一下空气，像在课堂上示意学生停下。 “要到国外去，当年我就不回来了。” 这是他后来跟家里唯一提过的一句 。 多数人讲这段故事，落脚点都在“爱国”二字上。这当然没错，但也把一个人几十年的沉浮简化成了一个动词。我常想，1931年他在麻省理工拒绝爱因斯坦的挽留，踏上回国的轮船，那时候他才二十四岁，甲板上的风把前程吹得哗哗响，他大概以为自己是回去建设一个崭新国家的 。三十一年后，一个五十五岁、刚摘掉“管制劳动”帽子不久、每天还在扫厕所的男人，再次站在同一道选择题面前。这次他连犹豫都没有。 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对故土的感情。更多人被折辱久了，会生出怨，会怀疑当初那个决定是不是错的。他没有。不是不觉得疼，1964年原子弹爆炸，他关着门在家里嚎啕大哭，哭的是“这颗原子弹我没能帮上忙” 。你听这句话，他在意的从来不是自己受了多少苦，而是那些苦有没有耽误他为这个国家做事。这是一种很古旧的、近乎执拗的士人逻辑：我可以被亏待，但我不能亏欠我的国。 我有时候忍不住想，他拒绝出逃，是不是也在拒绝一种廉价的解脱。那个学生替他安排的是一条体面的退路，有体面的职位、体面的收入、体面的晚年。但束星北大概比谁都清楚，有些路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不是回不来这个地理上的中国，是回不来他自己心里那个位置。他给自己定过规矩，孩子们出国可以，学成必须回国 。这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刻在自己骨头里的。 当然也有人替他不平。王淦昌跟束美新说过一句话，我每次读到都觉得心头一凛：“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敢说的，做的是我们做不到的。错的不是他，是时代。” 这话出自同辈科学家之口，分量比任何后世追认都重。它点破了一个被浪漫叙事遮蔽的事实：束星北的悲剧不在于他太固执，而在于那个时代容纳不下一个既不肯说谎、又不肯装傻的人。 可他还是没走。 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拒绝出逃的老人，在七十多岁用纸笔演算出洲际导弹回收公式，分文未取 ；去世前执意把遗体捐给医学，最后却被遗忘在操场双杠下，草草掩埋 。他一生都在交付，交付才华、交付青春、交付尊严，连最后一寸肉身都交了出去。但时代回赠他的，是一把铁锹、一捧黄土，和一个连墓碑都没有的春天清晨。 写到这里我忽然懂了。1962年那个夜晚，他拒绝的不是一条船、一个机会、一种更安逸的生活。他拒绝的是对自己这一生的否定，如果当年回国是错的，那么后来的扫厕所、修水库、挨批斗就都成了笑话。他宁可让苦难有意义，也不愿意承认那个二十四岁站在船头的年轻人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这不是迂腐，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最高形式的忠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