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山西省某处山坡上，一队武装警察，正准备对死刑犯执行枪决。战士们端起枪打开保险，等待射击命令。突然，死刑犯中突然传出一声凄惨的嚎叫声：“枪下留人！我有话要说。” 战士们的手指已经搭在扳机上，那一嗓子破空而来，像一把钝刀子割开了山坡上凝住的空气。几个年轻士兵下意识侧过头，不敢看犯人，也不敢看指挥官。没人说话。风把枯草吹得沙沙响。 喊话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四五，瘦得颧骨凸出来，跪在地上膝盖把碎石硌出了坑。他的声音还在抖，但吐字很快：“我不是要赖活，我是不能这么死。事情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上次我怕连累家里人，扛了。今天我要是这么死了，这辈子就真是我杀的了。” 带队的干部姓周，县检察院刚调来三年。他站在警戒线边上，手里捏着那份已经批复的执行令，愣了几秒。按规矩，这时候只有最高法来的电报能叫停，可这人喊的内容明显涉及案情。他转身问审判员：“你们提审时候，他交代过这个没有？”没人吭声。 那是个严打刚过去的年代。公审大会搭台子，卡车拉人，判完了就拉山坡。老百姓说那叫“从重从快”，卷宗摞起来三寸厚，真正从头到尾翻完的，有时候连承办人都做不到。案子判得快，执行更快，有的死刑犯判决书念完第二天就上山了。谁也不敢拖，拖就是立场问题。那年月讲的是“稳准狠”，稳字排第一，可真正落到人头上的时候，有时候稳没稳住，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周检察长的军大衣被风吹得呼呼响。他干了十一年刑检，阅卷习惯了从后往前翻，先看证据再看口供。他记得这案子的卷宗里有个细节，作案工具上有三枚指纹，只比对了他一个人的。同案另两个人关了半个月放了，因为一个咬死了没动手，一个年纪不够。那时候讲究“主犯落网就算破案”，从犯追不追，没那么要紧。 他走到那年轻人跟前蹲下，问：“你早干什么去了？” 犯人抬起脸，眼眶红透了：“头一回开庭，我家里来信说我爹瘫了，我妈求我别犟，认了早完事。我想着反正也活不成，别折腾他们了。可今早押上车，我脑子里全是我七岁闺女，她不知道她爹是个杀人犯。我不在乎这条命，我在乎她往后咋抬头做人。” 周检察长没接话。他站起来，把执行令折了两折，塞进内兜，对武警挥了下手：“先押回去。” 旁边有人小声提醒：“高法的命令都下了，这要是……往后追责咋办？” 他看了那人一眼：“追责是追我，不是你。” 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那位检察长后来也没受什么处分，倒是那年全省政法系统内部通报，把这案子当成“严格把关”的典型提了一句。可我心里一直搁着一根刺。当年那个年轻人喊回来的三个月，最后查实他确实不是主犯，改判了无期。可我倒想问：那之前的所有环节，公安预审、检察院批捕、法院庭审，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在他“不犟”的时候，替他把那层窗户纸捅破呢？ 制度是写在纸上的，可审案子的是人。一个案子到了临刑这一步，哪怕纠错了，也只是从“杀错”退回到“判重”，谁也不用为审前阶段的不细致担责。可那三个月里，那个年轻人每晚躺在死囚号子里想的是什么？是他闺女长大后会不会被人戳脊梁骨，还是他爹临死都没见上他最后一面？ 人命关天这四个字，不该只在开枪前一刻才想起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