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其实，他们刚结婚那两年，日子确实有过一段蜜月期。 刘琦有文化，成了村里的小学老师。她在讲台上教书育人，受人尊敬；刘三海在地里刨食，虽苦但踏实。一文一武，看似互补。刘三海为了讨好这个城里媳妇，家里重活全包，甚至连洗脚水都端到床前。 那时候的刘琦，脸上是有笑容的。她觉得老天爷虽然关上了回城的门，但也给她开了一扇幸福的窗。 可悲剧的种子，往往就埋在这些看似平静的日常里。 随着大女儿的出生，裂痕开始出现。在这个偏远的山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就像地里的野草，怎么烧都烧不尽。刘三海看着是个老实人，骨子里却有着根深蒂固的执念——没有儿子，就是绝户，在村里就抬不起头。 当刘琦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后，那个曾经嘘寒问暖的丈夫变了。 刘三海脸上的笑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日的阴沉和叹气。他开始变得懒散，地里的活儿也不上心了，反而迷上了喝酒赌博。酒精是懦夫最好的遮羞布， 每次在外面受了气，或者被人嘲笑“生不出带把的”，他回到家就把气撒在刘琦身上。 起初是骂，骂刘琦是“赔钱货”，骂她肚子不争气。后来就变成了动手。 刘琦是什么人？她是读过书、有自尊的知识女性。这种粗鄙的辱骂和殴打，对她来说简直是精神上的凌迟。她想反抗，想讲道理，可面对一个喝得烂醉、大字不识的莽夫，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更讽刺的是，她在学校里是受孩子们爱戴的“刘老师”，回到家却成了丈夫的出气筒。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每天都在撕扯着她的神经。 有人会问：既然过得这么苦，为什么不离婚？ 咱们得站在那个年代看问题。在八九十年代的农村，离婚对一个女人来说，无异于天塌地陷。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更何况还有三个孩子。 刘琦心软，她舍不得孩子。她总想着，也许再生个儿子就好了，也许丈夫年纪大了就懂事了。她用一次次的忍让，换来的不是丈夫的回心转意，而是变本加厉的践踏。 最让刘琦寒心的是关于那个“儿子”的插曲。 根据后来知情人的回忆，刘三海为了要有后，甚至抱养过一个男孩。他对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视若珍宝，家里有点好吃的全紧着这孩子，对自己亲生的三个女儿却冷眼相看。 这种极度的偏心，像刀子一样扎在刘琦心上。她拼命工作赚钱贴补家用，下了课还要喂猪、做饭、带孩子，累得像个陀螺。可即便这样，只要刘三海喝多了，等待她的依然是拳打脚踢。 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泥潭里挣扎，她越努力想把家撑起来，那个男人就越要把她往泥里踩。 时间来到了1995年。这18年里，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改革开放搞得热火朝天，很多当年的知青哪怕回城晚的，也都在各行各业干出了一番天地。 偶尔听到昔日同学的消息，刘琦看着镜子里那个苍老、憔悴、眼角布满淤青的自己，内心的悔恨就像毒蛇一样啃噬着她。她开始问自己：当年那个决定，真的做对了吗？为了一个所谓的“家”，搭上自己的一生，值得吗？ 压死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稻草。 那个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刘三海又是烂醉如泥地回来，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再次对刘琦大打出手。当着孩子们的面，他揪着刘琦的头发往墙上撞，嘴里污言秽语，骂她“白读了那么多书”、“连个儿子都生不出”。 这一次，刘琦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异常的平静。 等刘三海呼呼大睡后，刘琦看着熟睡的孩子们，心如死灰。她走到书桌前——那是她在这个家里唯一属于自己的角落，拿起笔，写下了一封遗书。 字字泣血。她在信里回顾了自己这荒唐的半生，最后只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嫁给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下辈子，我就算做狗，也不嫁给他。” 她找出了那瓶藏在角落里的农药。那一刻，或许她想到的不是死亡的恐惧，而是解脱的快感。 当第二天刘三海醒来，发现妻子的尸体早已冰凉时，这个男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悲痛，而是惊恐——以后谁来伺候他？谁来赚钱养家？ 直到看到那封遗书，看到那决绝的诅咒，他才也许有过那么一瞬间的颤抖。但这一切，对于刘琦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刘琦走了，留下了三个没妈的孩子，和一个破碎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