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说实话，黄茂才这人，长得一点都不像特务。他就是个四川荣县的普通农民，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他有个优势，读过几年书，写得一手好字。在那个年代，能写会算就是本事。为了躲抓壮丁，家里把他送到地主刘仲威家干活。这刘仲威有些来头，后来给他在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谋了个差事。 1948年5月，黄茂才被派到了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地方——重庆渣滓洞监狱当看守。去之前，上司安国华特意给他“上课”，声色俱厉地吓唬他：“里面关的都是穷凶极恶的匪徒，谁敢通敌，一律枪毙！” 刚进渣滓洞那会儿，黄茂才确实被吓住了。他板着脸，对犯人凶得很，生怕自己丢了饭碗。这一接触，黄茂才发现不对劲了。 这牢里关的人，哪里是什么青面獠牙的恶鬼？分明都是些知书达理的大学生、老师。其中有个女学生叫曾紫霞，是重庆医学院的。最巧的是，曾紫霞一听黄茂才的口音，就乐了：“先生，你是荣县人？我是内江白马庙的，咱们是老乡啊！” 从那以后，黄茂才那层特务的伪装就开始剥落了。他没事就找曾紫霞聊天，听曾紫霞讲为什么会有穷人，为什么会有富人，共产党是干什么的。黄茂才是个苦出身，父亲累死累活一辈子还是穷，他对旧社会那套本来就一肚子火。曾紫霞的话，他听进去了。 就在这时候，渣滓洞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江竹筠，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江姐”。 江姐刚进来时受了重刑，腿都被打断了。黄茂才一看，也是老乡，自贡人。他那点恻隐之心彻底藏不住了。起初江姐对他有戒心，觉得这穿皮的人没好东西。但曾紫霞给黄茂才做了担保，说这人本质不坏，是个穷苦农民，能争取。 于是，这大概是军统特务史上最荒诞也最感人的一幕出现了：身为看守的黄茂才，成了江姐她们的“地下交通员”。 这活儿有多危险？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只要被发现一次，黄茂才绝对活不到1951年。但他真干了，而且干得很利索。 他帮江姐买日用品、买咸菜，最关键的是买报纸。在那个信息封锁的监狱里，报纸就是革命者的眼睛。通过黄茂才带进去的报纸，狱中的同志们知道了淮海战役的胜利，知道了百万雄师过大江。 江姐甚至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江姐有一封写给表弟谭竹安的信，也就是后来那封著名的“托孤遗书”，信里嘱咐怎么抚养儿子彭云。这封信，就是黄茂才揣在怀里，冒死带出渣滓洞，送到了重庆市内的指定地点的。 为了感谢黄茂才，江姐和曾紫霞她们在狱中，用黄茂才带进去的毛线，一针一线地给他织了一件毛衣。 1949年，国民党眼看要完蛋，渣滓洞开始搞大清洗。这时候，黄茂才却被“开除”了。因为他平时对犯人太温和，上头觉得他立场不坚定，直接让他滚蛋回老家。 黄茂才回了荣县老家，当了个小学老师。 1951年肃反，有人认出他当过渣滓洞看守。那还了得？直接抓捕，定性为杀害烈士的凶手，判处死刑。 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他这一喊冤，死刑缓期了。但法院讲究证据。你说你帮过江姐，江姐人呢？牺牲了。你说你帮过曾紫霞，曾紫霞在哪？兵荒马乱的，找不到。你说你有那件毛衣？坏就坏在这，那件作为关键物证的毛衣，在多次搬家和动荡中，竟然丢了！ 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虽然没枪毙，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黄茂才被改判无期徒刑，后来又减刑，在监狱里足足蹲了十几年，直到1964年才被放出来。 放出来也不好过，顶着“特务”、“杀人犯”的帽子，在村里头抬不起头，被人戳脊梁骨。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坐牢还难受。但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我没撒谎，我真的帮过江姐。 转机出现在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一份当年的脱险志士写的回忆录。工作人员顺藤摸瓜，竟然真的找到了幸存者曾紫霞！ 工作人员问曾紫霞：“记不记得渣滓洞有个看守叫黄茂才？” 曾紫霞一听这个名字，激动得不行：“记得！当然记得！他是个好人，要是没有他帮我们传递消息，我们在里面就是聋子、瞎子！他还帮江姐送过信呢！” 有了曾紫霞的亲笔证词，有了当年其他幸存者的回忆，证据链终于闭环了。 1982年4月，荣县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在那份庄严的判决书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原判认定被告人黄茂才所犯的反革命罪行失实……在渣滓洞任看守期间，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宣告黄茂才无罪。” 那一刻，已经快70岁的黄茂才，捧着判决书，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政府不仅恢复了他的名誉，还给了他每个月30块钱的生活补助，让他安度晚年。 2011年，80多岁的黄茂才在家人的搀扶下，回到了曾经让他魂牵梦绕、也让他噩梦连连的地方——渣滓洞。在江姐的雕像前，这位老人颤颤巍巍地鞠了三个躬，老泪纵横地说道：“江姐，我看你来了。我是无辜的，党和政府终于把事情搞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