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杨靖宇牺牲。谁料一夜之间，东北抗联变了，政委们冲锋陷阵，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日伪军甚至哀叹：“他们疯了！”到底是谁疯了？ 杨靖宇被誉为东北抗日的“硬骨头”，不是只靠勇气。日军一直极力寻找他的踪迹，最终是靠包围、切断一切补给，才让他无粮无弹。即便如此，在他牺牲时，胃里都没搜出一粒粮食。 日军高级指挥官面对这个坚守到底的中国军人，产生了极强的冲击感。不少官方报道和史料都提及，日军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兴奋，反而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敬意。 没有了杨靖宇，东北抗联真的一蹶不振了吗？结果很快就证明，日军还是低估了这支队伍。他们隔着几十公里的林海雪原，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气息。 好像抗联的人突然全“疯”了一样。原本以为政委们是留守营地、写写材料、做做思想工作的角色，没想到现在却成了火线上的主力。 赵尚志、冯仲云、季青等人，名字在军史上赫然在列，他们此前的经历更像是“书生”，可到了关键时刻不但能指挥战斗，还能亲自领兵冲锋。 以第五军政委季青为例，不少旧战友都记得他带着一副厚眼镜，是个几乎离不开书本的人。1940年春的一个伏击战，他带着二十来号人等待日军运输队。 激战时机枪手中弹牺牲，季青二话不说就扑上去接过机枪，连续点射。在冰天雪地的后坐力下，眼镜片被震得四分五裂，但他还坚持不下火力，靠的是一种拼劲。 面对这样的场景，连伪军报纸的记者都留下了“共军军官冲锋时，嘴里还念着诗句”这样的文字记录，可见冲击力之大。 还有冯仲云，档案里明确记载他是清华大学数学系出身。别人组织战斗靠经验，他却能像算题目一样盘算战机。利用敌军换防日、领饷日的松懈时机，专挑最薄弱的口子下手。 一次次带队直插要害。日军换岗、用餐这些常规动作，成了冯仲云的蛛丝马迹。他们甚至遭遇缴获日军物资时。 发现全是清酒，冯仲云还别出心裁，让俘虏人手一瓶带回：“回去就说抗联款待的。”这样的风格让敌对情报部门摸不清套路，也让士气发生了微妙变化。 日军当时的惯用策略，是“围剿、诱降”二合一。人力包抄、物资诱惑，一向对游击队管用。可自1940年后，抗联政委们反而主动“找麻烦”，东突西冲、诈敌迷踪。 心理攻势也登场了，杨靖宇的遗言出现在树林和哨卡之间的树皮上，内容直白而有力，像一根针牢牢扎在士兵心里。赵尚志还想出了自制扩音器的办法。 把钢盔改成喇叭，冲锋前播放哀乐，搞得伪军频频崩溃。敌人很快发现，像以往那种一发现抗联主力就迅速召唤空中支援的战法开始失灵。 大量战例显示，前线指挥官面对“文弱”政委带队的冲锋队，往往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部署都以为这是拿经验值送人头的好机会。 结果呢，交手后才发现，这些政委们的狠劲比军人还足，短兵相接时的“蛮劲”让对手印象深刻。1940年下半年开始，伪军投诚的现象出现了明显的增加。 王汝起连长带着全连投奔抗联，历史纪实文件里有明确记载，就连理由都毫不避讳：“要么活成条汉子，要么迷失做人。” 在那个时代，很多本地士兵其实心里都很挣扎，只要看到抗联队伍依然顽强，哪怕主力不足三千人，照样能带头打出气势，就会自发靠拢。 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1940年后，东北抗联的兵员构成变得更复杂，不再像过去单靠少数精英，而是吸纳了来自各地的被压迫者。 有逃亡农民、土著猎户、甚至原本的伪军士兵，这种结构的多样性使部队更灵活，政委们更懂得如何做思想工作，最大化士气。 不少史学研究都指出，抗联在此时不但没有被瓦解，反而形态更隐蔽、组织更坚韧。敌人的围剿战术屡屡难以奏效，重点就在这股内在的凝聚力和变化。 细致观察就会发现，政委们带头冲锋表面上看是“拼命”，背后其实是非常明智的心理战术。一方面稳定自家阵脚，激发士兵血性，另一方面反向利用敌人轻敌心理，打出奇招。 类似的例子在东北抗联档案和地方志中数不胜数，所有的“疯狂”其实都是理性操作中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