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又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地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如果把视线拉回1960年，风雪交加的列宁格勒，一个来自浙江的普通女孩，用冻得通红的指尖，握住实验室冰冷的试管。 陈菊梅彼时远离祖国，日日以寒冷和寂寞为伴，留学苏联只为向更深处探寻传染病密码。新闻资料显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复杂，但苏方依然对部分中国学者开放了医学研究平台。 她便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昼夜颠倒，对于实验的投入已成常态，同批学者回忆，她常常十几个小时不离显微镜前。 1964年拿到高等学位归国，她没有留恋国外生活的舒适环境，第一时间回到刚刚创建不久的302医院。那是一个条件极其简陋的中国医院，全国范围传染病横行，肝炎高发。 肝病患者在病房里痛苦挣扎，地下通道里水渍未干，她亲见太多人倒在无药可治的绝境前。当时能够购买到的诊断试剂极为稀缺，家属带着疑惑的眼神四处打听良医，却几乎无人能解难题。 她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献给了实验室，同事们给她刚起好的粥送到仪器旁，36小时不合眼也习以为常，人送外号“铁娘子”。很长时间里，她的扁桃体经常因为过度劳累反复发炎。 阑尾炎在中国已经不是罕见病，但在那种连夜值班的状态下一发作就极为危险。她几乎搞不清身上哪个部位还算健康，但她笑着说这些都是“祸害”，早早处理掉省事。 那些年，医院没有空气净化器，病房里弥漫着药水、酒精和汗水混合的气味，每一个医生做实验都要小心翼翼。肝炎患者血样摆放在手边，每天都有人感染。 外人难以想象，牙龈出血对一名传染病医生意味着什么。陈菊梅发现自己的牙龈时常渗血，明知道这样下去一旦出现职业暴露，就是生命危险。 她权衡片刻，做了人生最惊人的一次选择。47岁，刚动过两场手术，还虚弱得连完整的楼梯都爬不动，她就坐进牙科诊室，只让医生把手中的拔牙钳举起来。 当时，有媒体专门采访记录这件事，相关报道在卫生系统引起强烈反响。同事和家人都劝她，丈夫更是一度激动，“没了牙怎么吃饭？”领导担心她在身上做“实验”麻烦惹大了。 她的解释没有多少技术性术语，只是直言，比起那些等救命药的肝病患者，自己这点代价微不足道。难以想象有几个人能做到如此决绝。 那一刻，拔牙钳摩擦齿槽的声音在整个诊室回荡。麻醉剂起效的时候她握紧椅子扶手，牙一颗颗被拉掉，护士不停擦净溢出来的血水。 等到十六颗健康牙齿终于脱落，汗珠顺着下颌滴落，她却长舒一口气。没有牙齿的人说话总是含糊，她从此查房要放慢语速，把话一字字吐清楚。 那些年她体重飞速下降，人瘦成了影子，但谁都劝不住她继续在病房里穿梭。即便如此，她依然坚守岗位，不曾离开患者身边。 医学界最近热议医护人员健康权益，不少年轻人看到她的报道，还专门提出要向老前辈学习科学自我保护。可以说，陈菊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极大提升了团队成员的自我防护意识。 在国内开展乙肝诊断技术研发的新闻屡见报端，但溯源到六七十年代，真正发起系统化检测、推动乙肝五项方法发明的，正是她。 记忆犹新的是，她和团队用最原始的实验手段，逐步摸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肝病筛查方式。技术突破的背后，往往只有同行明白那些隐秘的艰辛。 后来，很多医院乃至基层医疗点都能使用这些检测法了，对中国肝病防治带来了质变。即使到了晚年，陈菊梅戴着假牙接受采访的时候，始终微笑着回忆那场轰动医学界的决定。 年轻医生都会问她是否后悔，她摇头笑说“用十几颗牙换千万条命”，这句被多家主流媒体引述的原话，也成为中国医学奋斗路上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