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擅长花钱笼络人，出手从一两万到四五十万银元不等。像对待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的时候，和和气气聊了个天。然后派人去张伯驹家里送了紫羔皮衣和狐皮各1件，外加2套金丝猴皮褥，当时正值元旦大冷天的时候，送这些就是防止张伯驹被冻感冒。等张伯驹一回家，看到这些东西瞬间就被感动了。 咱们先算算老袁的家底。关于袁世凯死后留下的遗产，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他在临终前口述的“一百多万英镑”，但这明显是避重就轻，没算房产、地皮和古玩。后来经过实业家王锡彤的核实，以及张伯驹的回忆，这笔账大概能算清楚：现钱、存款、股票大约200多万银元，加上河南项城、彰德等地的几千亩田产，总资产至少在1000万银元左右。 这笔巨款，在袁世凯两腿一蹬之后，就成了袁家子孙眼里的肥肉。 第一次分家，17个儿子每人分现银8万元、黄金40两；13个女儿每人分1万元；几位姨太太各分6万元。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到了1938年第二次分家，分的是房产和地皮。 这时候，主持分家的长子袁克定，也就是那个为了当“太子”专门印假报纸哄他爹开心的那位，利用长子身份，独吞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200万法郎，还有无数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 照理说，拿了这么多钱，袁克定这辈子应该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吧？ 袁克定分得最多，败得也最快。他不事生产，挥金如土，再加上后来时局动荡，那点家底儿很快就被他败得精光。 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这位当年的“皇太子”已经穷困潦倒，一度只能靠街道每月发的20元救济金过日子。 这故事最讽刺的结局来了：袁克定晚年走投无路，是谁收留了他？正是当年被袁世凯用皮草笼络的张伯驹。 1958年，袁克定在张伯驹家里病逝，终年80岁。他的后事，全是张伯驹一手料理的。 再看看袁世凯的另一个儿子，才华横溢的“皇二子”袁克文。这哥们儿更是个极品，身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还加入了青帮当了大字辈的老头子。 袁克文花钱如流水，分到的十几万银元瞬间挥霍一空。没钱了怎么办？卖字。他字写得好，军阀张宗昌求他写一副中堂，价码是1000块银元。但这钱来得快去得也快。1931年他死在天津的时候，家里穷得连丧事都办不起。最后是谁给他送葬？是青帮的徒子徒孙，还有天津卫上百个自发赶来哭灵的妓女。 这时候，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回到张伯驹身上。 同样是“民国四公子”，同样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官二代，张伯驹的花钱方式，和袁家兄弟截然不同。袁家兄弟花钱是为了欲，张伯驹花钱是为了痴。 张伯驹这辈子，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砸在了一件事上：收藏。 但他买画，是因为他看不得国宝流失海外。 最惊心动魄的是1941年。这一年，张伯驹在上海被绑架了。 绑匪是汪伪特务背景的李某人，张口就要200根金条，也就是200万赎金。那时候张家虽然家大业大，但现金流也紧张。妻子潘素急得团团转，想要变卖字画救人。 这时候，被关在破仓库里的张伯驹传话出来，态度硬得像块石头：“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贵贱都不能卖！万一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就是千古罪人！命可以丢，字画不能动！” 这就叫“字画比命贵”。 最后还是朋友孙曜东周旋，把赎金谈到了40根金条，张伯驹才捡回一条命。据说这40根金条，是妻子潘素变卖首饰，加上到处借钱才凑齐的。 即便经历了生死劫难，张伯驹“败家”的毛病一点没改。1946年，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现世，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卷轴山水画。古董商要价800两黄金，还威胁说不买就卖给外国人。 张伯驹急了。他把自己在北京弓弦胡同的豪宅——那是以前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宅，占地15亩给卖了，拿了220两黄金，又让妻子潘素卖掉了首饰，终于凑够了数，把这幅国宝留在了中国。 为了这幅画，张伯驹一家从豪宅搬进了大杂院。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 1956年，他和潘素把毕生收藏的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在内的8件顶级国宝，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当时政府要奖励他20万元，他拒绝了，只收下了一张褒奖状。他在捐献时说得很淡然：“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除了给故宫的，他还陆陆续续捐了118件文物给国家，其中不少给了吉林省博物馆。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现在的拍卖市场上，随便拎出来一件，起拍价都得是天文数字。有人估算，这些藏品的价值早已超过千亿。 然而，捐出千亿身家的张伯驹，晚年生活极其清贫。 1982年，85岁的张伯驹病重住进北大医院。因为级别不够，只能住八人一间的大病房，嘈杂拥挤。潘素申请给他换个单间，医院回答得很干脆：“级别不够，不能换。” 那时候，看着躺在病床上那个瘦弱的老人，谁能想到，他随手捐出的一幅字画，就足够买下好几座这样的医院？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走了。他走的时候，两袖清风，什么都没带走，但他留给这个国家的，是中华文明最璀璨的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