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5岁女红军被敌人抓住，正要被砍头时，一名敌军官走过来，摸摸她的脸：“她，我要了。”说着，一把将她扛起来，转身就走！ 咱们现在说起西路军，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惨烈”。那是真惨，两万多人的队伍，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女兵们的遭遇更是让人不敢细想，那时候落到凶残的马家军手里，能痛快死都成了一种奢望。 吴珍子被抓的时候，兜里除了一本被血浸透的党证，什么都没有。 敌人把她押到了行刑台上。那是个什么样的场面？周围全是那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眼睛，还有磨得锃亮的大刀。刽子手往刀上喷了一口烧酒，眼瞅着就要手起刀落。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群里突然挤出来一个国民党军官。这家伙叫韩德庆，是个当地的团副。他那一双倒三角眼在吴珍子身上来回扫了几圈，突然伸手摸了一把她的脸，嘿嘿一笑：“慢着！这个女红军，长得还挺标致。她，我要了！” 说完，这人根本不管刑场上的规矩，一把将瘦小的吴珍子扛在肩膀上，转身就往自己的宅子里走。 周围的刽子手都愣住了，但谁也不敢拦。毕竟在那样的乱世，手里有枪就是草头王，抢个女囚犯回去当小老婆，在军阀队伍里那是司空见惯的事。 被扛在肩上的吴珍子当时是什么心情？她没有哭，也没有在那一刻拼死挣扎。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时候不拼命什么时候拼？ 其实，这就是吴珍子比同龄人成熟的地方。她是个老红军了，12岁就参加革命，早就见惯了生死。她心里清楚，在刑场上反抗，那就是白送人头，除了激怒敌人立刻被杀，没有任何意义。只要还活着，哪怕多活一秒，就有一秒逃出去的希望。 这种在绝境中依然保持冷静的素质，是那个年代红军战士特有的烙印。 到了韩德庆的私宅，这军官把门一关，猴急地就要动手动脚。这时候吴珍子不再忍了，她眼疾手快，抄起桌上的铜茶壶，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茶壶瘪了，韩德庆的脑袋也被开了瓢，血顺着眉毛往下流。 这家伙恼羞成怒，掏出枪顶着吴珍子的脑门：“给脸不要脸！信不信老子崩了你？” 就在扳机即将扣动的一刹那，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紧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作孽啊……德庆，你还要造多少杀孽？这闺女岁数比你女儿还小！” 说话的是韩德庆的老娘。这老太太是个吃斋念佛的人，虽然儿子是个混蛋，但她心地还算良善。看到儿子又要糟蹋良家妇女，还是个这么小的孩子，老太太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韩德庆虽然凶残，但对老娘还是有几分孝顺的。被老娘这么一骂，再加上脑袋上流着血，兴致全无，骂骂咧咧地把吴珍子关进了柴房，说是明天再收拾她。 深夜，柴房的门缝里塞进来一碗热乎乎的羊肉面，碗底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大意是让半夜趁守卫松懈从后院狗洞跑。 这是那位老母亲给的一条生路。 吴珍子含着泪把面吃了，那不仅是救命粮，更是乱世中难得的一点人性温暖。凌晨时分，她忍着屈辱钻出了那个狗洞，赤着脚跑进了茫茫的祁连山深处。 这一跑，就是好几天。直到她晕倒在马牙雪山附近，被一伙土匪给救了。 这伙土匪的头子叫马成福。说是土匪，其实很多也是被世道逼得没活路的穷苦人。 吴珍子醒来后，并没有隐瞒身份，她亮出了自己红军卫生员的本事。当时马成福的老娘病重，山里的土郎中都治不好，吴珍子用她在部队学到的急救知识和土方子，硬是把老太太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这一手，直接震住了这帮刀口舔血的汉子。 马成福为了报恩，想留她在山寨做个压寨夫人或者当个军师。吴珍子答应留下，但她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许欺负穷人；第二，不许祸害妇女；第三，队伍得听她的规矩，改造成打鬼子、打坏人的义军。 马成福是个粗人，但他佩服这个小姑娘身上的那股正气，居然答应了。 就这样，昔日的红军女排长，摇身一变成了祁连山里的“女当家”。但这可不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她是把红军的纪律和信仰带进了土匪窝。 她教这些大老粗识字，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讲为什么要打仗，讲未来的新中国是什么样。慢慢地，这支土匪队伍竟然真的变了样，他们开始劫富济贫，打击当地的恶霸，甚至暗中保护过路的革命群众。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949年,当解放军大军进军西北，来到张掖的时候，听说山上有一股“义匪”，领头的还是个女的，打着红五星的旗号。 部队首长觉得奇怪，派人去接触。 当吴珍子带着队伍下山，再次看到那身熟悉的灰军装，看到那面鲜红的八一军旗时，这个在土匪窝里雷厉风行了十几年的“女当家”，瞬间哭成了泪人。 她颤颤巍巍地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了那枚保存了12年的红五星徽章。徽章已经被磨得发亮，但那红色的漆面依然鲜艳。 “报告首长！原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排长吴珍子，请求归队！” 这一声报告，迟到了整整12年。 后来，吴珍子被安排到了地方工作。她脱下了那一身江湖气的皮袄，穿回了朴素的干部服。她很少跟人提起那段“当土匪”的经历，也从不以功臣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