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国军103师起义后，我军让103师截击一下23军，但103师师长曾元三却说：“截击23军是缺德事，这种事，我不能干！” 这人叫曾元三，国军103师的师长，得从那张谈判桌说起。 那是1949年10月，广东战役打得正热乎。曾元三的日子那是真不好过，他手里的103师，说是个师，其实早就被打成了“叫花子部队”。满打满算六千来人，一半是刚抓来的壮丁，连枪栓都拉不利索；另一半老兵油子，早就在之前的战斗里被吓破了胆。 部队被堵在韶关的山沟沟里，前头是解放军14军的枪口，后头是没完没了的追兵。官兵们饿得两眼发绿，靠挖野菜充饥。夜里风一吹，那号角声听着都像是在哭丧。 摆在他面前的就三条路： 第一，死磕。 第二，跑路去台湾。第三，起义。 曾元三是个明白人，他早就跟解放军的敌工干部老李接上了头。本来这事儿挺顺当，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把枪口朝下一压，换个臂章，这事儿就算成了。 可坏就坏在谈判协议的第五条上。 解放军那边的条件很实在，其中一条是：配合我军，截击正在西逃的国军23军。 按理说，都要投诚了，这就叫“投名状”。打谁不是打？更何况是痛打落水狗。可曾元三看到这一条，眉头瞬间拧成个大疙瘩。他在那行字上掐了半天，手指节都发白了，突然猛地把钢笔往桌上一摔，震得桌上的煤油灯火苗乱窜。 “这种缺德事，我不能干！” 旁边的参谋吓了一跳，赶紧拉他袖子，压低声音劝：“师长，都这时候了，别犯浑！这是投名状，不交这投名状，人家能信咱？” 曾元三眼珠子一瞪，火气比刚才还大：“各走各的路！咱起义是咱的事，23军跟咱39军都是余汉谋的老底子。想当年在徐州战场，咱们被围得像铁桶一样，那是人家23军的一个团，冒死从侧翼撕开个口子，给咱们送进来两卡车馒头和弹药！” 他喘了口粗气，指着帐篷外头：“那个团长当时拍着我肩膀说，‘曾师长，都是自家弟兄，拼了命也得拉你一把’。现在人家倒霉了，正被人追着屁股打，你让我掉过头去捅恩人一刀？这叫落井下石！这叫缺德！我曾元三虽然败了，但做人的底线不能丢！” 这话一出，帐篷里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这就是曾元三，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军人。在他心里，政治立场可以变，但“义气”这两个字，是刻在骨头里的。 其实，曾元三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报恩，他心里还有另一本账——那是为了手底下那几千个山东娃娃。 103师的兵，一大半是山东莱芜、兖州一带抓来的壮丁。这帮孩子单纯得很，不懂什么主义，就想回家。前些日子转移的时候，曾元三查哨，看见个三连的小战士抱着枪哭。一问，孩子抹着泪说：“俺娘说打完这仗就回家娶媳妇，这仗啥时候是个头啊……” 这句话像根刺，扎在曾元三心窝子上。 这话传到了解放军那边。当时负责谈判的是14军军长李成芳，他听完汇报，拿着记录去找陈赓大将。 陈赓听完李成芳的转述，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几下，突然笑了：“这老曾，倒是个实在人，有点咱们中国人的骨气。” 陈赓当即拍板，大笔一挥，直接划掉了“截击23军”那一条。 消息传回103师，曾元三拿着那份修改后的新协议，看着那个被划掉的条款，墨迹虽然干了，但他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1949年10月17日，曾元三带着师部军官，在阵前扯下了青天白日旗。他没搞什么慷慨激昂的演讲，就给隔壁91师的师长刘体仁写了封信，信里没讲大道理，就一句大白话：“解放军办事讲究，咱山东人不跟缺德的人混，回家这事儿，稳了。” 三天后，刘体仁带着2700多号人也钻出山沟，枪口朝天，喊着“回家”投了诚。 把时间往前推5年，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最惨烈的时候。在滇西的松山战场，曾元三当时是第8军245团的团长。 松山那个地方，被日军打造得跟铁桶一般，号称“东方直布罗陀”。日军在那修了无数个暗堡，中国军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为了拿下松山主峰子高地，他采用了最笨也是最危险的办法，对壕作业，也就是挖地道，一直挖到鬼子炮楼底下。 那是整整16个昼夜啊！ 鬼子的飞机在头顶上狂轰滥炸，小股部队夜里搞偷袭，曾元三愣是没退一步。他在地底下指挥工兵，硬是把坑道挖到了日军堡垒的正下方。然后，他用5辆卡车，运进去整整10吨TNT炸药！ 1944年8月20日9点15分，随着一声令下，松山主峰仿佛火山爆发。日军那个坚不可摧的堡垒，连同里面的鬼子，直接被炸上了天。 随后，曾元三带着战士们冲上去，跟残存的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松山一战，曾元三所在的部队伤亡惨重，但也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 一个在国难当头敢于跟日寇拼命的硬汉，一个在绝境中为了保护士兵敢于跟胜利者“讨价还价”的将军，这就是曾元三。 所以，当1949年他拒绝截击23军时，那不是抗命，那是他作为一个军人最后的尊严。 曾元三起义之后，他没有被清算，反而得到了重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了老家贵州，担任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常委等职务，安安稳稳地活到了1986年，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