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一九六七年的一个傍晚，北京某条胡同深处的一户人家里，气氛有些不同。 男主人于敏比往常回来得稍早一些，他从衣服内兜里摸索出一叠钞票，递给正在灶边忙碌的妻子孙玉芹，轻声提议说，晚上能不能买只烤鸭回来，大家庆祝一下。 孙玉芹愣住了，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着丈夫，眼神里充满了不解，甚至是一丝警觉。 庆祝？庆祝什么？这钱是哪儿来的？家里的日子一直紧紧巴巴，孩子的书本费有时还得向人挪借，一只烤鸭对这样一个家庭来说是奢侈而不必要的开销。 她最终摇了摇头，低声说氢弹爆炸成功是国家的大事，和咱们普通人家能有什么关系，家里实在没有这份闲钱。 于敏没有解释，只是沉默地把钱放在桌上。 他没法告诉她，这钱或许与那朵刚刚在西北荒漠上空升腾而起的巨大蘑菇云有着直接的关系，更没法告诉她，自己过去七年，乃至更久的时间里，究竟在为什么而忙碌。 在孙玉芹和孩子们的认知里，他只是个行踪不定、工作神秘、对家庭贡献甚微的丈夫和父亲。 他的存在，像一片模糊的影子，笼罩着这个清贫而坚韧的家。 这种隔阂与误解，并非一日之寒，于敏的工作属于最高机密，他的身份、他的行踪、他的一切都不能向家人透露半分。 在邻居们眼中，孙玉芹是个“奇怪”的女人，丈夫常常长期不见人影，偶尔出现也是憔悴不堪，发际线后退得厉害，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流言蜚语难免滋生，有人猜测他是不是在外地劳改，也有人私下议论这男人是不是另有了家庭。 孙玉芹无从辩驳，只能默默承受这些探究的目光和背后的指点。 就连搬家这样的大事，也因为联系不上于敏，只能由孙玉芹独自完成。 等到于敏终于获得短暂假期，兴冲冲地回到原来的家，面对的只有一扇紧锁的门和空荡荡的屋子。 他像个走错地方的陌生人，磕磕绊绊地找到自己的新家，推开门，孩子们看着他，眼里没有亲热，只有陌生的怯意。 于敏的世界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一九六一年，钱三强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投身氢弹理论探索。 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隐姓埋名，放弃已有的学术坦途，踏入一片充满未知与艰险的荒原。 当时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几个大国早已手握氢弹，形成巨大的威慑。 然而这条路走得异常艰难，资料匮乏，技术封锁，一切几乎从零开始。 于是在青海高原寒冷的仓库里，一群中国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靠着大量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甚至是最原始的铁算盘，进行着人类最尖端的理论演算。 于敏是这支队伍的核心大脑之一，他带领团队，用最“土”的办法，挑战着最“洋”的难题。 最终，他们硬是凭着一沓沓写满公式的草稿纸，闯出了一条独特的理论路径，后来被称为“于敏构型”。 这条路径不仅成功了，还为国家节省了难以估量的巨额建设经费。 家里的经济状况，是他另一重深藏的愧疚，早些年，孙玉芹辛辛苦苦攒下的四百元存款不翼而飞。 她不知道，这笔钱被于敏拿去购买了大量的计算用纸。 他的收入，大部分也悄无声息地补贴到了工作中，或接济了更困难的同事。 留给家里的，永远只是勉强维持温饱的份额。 所以，一九六七年那个傍晚，于敏掏出那叠“额外”的钞票提议买烤鸭，在他心中这或许不仅仅是为那震惊世界的巨响庆祝，更是对家庭一份沉重而无声的补偿。 最终，孙玉芹或许是从丈夫异常的神情中察觉了什么，她买了半只烤鸭回来。 那顿晚饭，孩子们吃得格外香甜，于敏把最肥美的肉块夹给孩子，自己只尝了几片。 此后的岁月依然如此，于敏的名字，他的贡献，被牢牢封存在绝密档案里。 他继续着他的研究，也继续在家庭生活中长期缺席。 孙玉芹则继续用她瘦弱的肩膀，扛着整个家的日常。 直到二十八年后，一九九九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的事迹和名字才逐步为世人所知。 那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穿着旧中山装、步履有些蹒跚的清瘦老人。 他走上台时，甚至因为地毯不平微微踉跄了一下。 台下闪光灯亮成一片，年轻的观众举着手机，争相记录这位传说中的科学巨匠。 主要信源：极目新闻——于敏，氢弹之父的姓名绝密2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