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专家罗健夫，从发现癌症到去世仅仅只有4个月的时间，去世后，医生根据他的遗愿解剖他的遗体时才发现，他的体内竟布满了肿瘤！ 在西安骊山脚下，一处安静的院落里，矗立着一尊朴素的塑像。 塑像的主人公目光沉静，仿佛仍在凝神思考着某个未解的技术难题。 他叫罗健夫，一位将生命完全熔铸进中国航天微电子事业的科学家。 他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却像一枚精密的芯片，在时光的电路板上，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时间倒流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中国的航天事业与计算机技术正奋力追赶，而一块巨大的短板横亘在前，我们无法自主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就是今天常说的“芯片”。 没有它，卫星、导弹的“大脑”就受制于人。 1969年，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在了当时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的罗健夫肩上。 摆在他面前的，几乎是一片荒漠，没有图纸，没有样机，甚至连可供参考的完整资料都极为匮乏。 罗健夫没有退缩。 他领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资料的海洋，自学外语，啃下晦涩难懂的原版文献。 实验室成了家，行军床和冷馒头是常态。 无数个夜晚，只有计算尺的滑动声和绘图笔的沙沙声相伴。 1972年，春寒料峭中，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诞生了。 这台凝聚了无数心血的设备，填补了国家电子工业的一项关键空白。 喜悦是短暂的，罗健夫立刻带着团队投入到性能更优的Ⅱ型机的研制中。 1975年，Ⅱ型机成功。 1978年，项目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是至高的荣誉。 然而，在申报奖项时，罗健夫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团队名单的最后。 发放的奖金，他一分未取。 这种淡泊，贯穿了他的一生。 组织上曾两次要为他申报高级工程师职称，他拒绝了，领导有意提拔他担任研究室主任，他也婉言谢绝。 他像一个纯粹的“解题者”，所有的兴奋与满足，都来自于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彼时，他正全力冲刺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这是更先进、更精密的型号。 就在攻关最吃紧的1981年，身体的警报已经拉响。 他的胸部时常感到针刺般的疼痛。 但在那个争分夺秒的年代，在关乎国家航天事业自主化的关键设备面前，个人的病痛被他不自觉地归为“小事”。 疼痛，被他用意志力强行压制，成了工作中一个沉默的背景音。 直到1982年2月，从北京出差带病坚持工作返回后，持续的剧痛再也无法忽视。 医院的诊断冰冷而残酷，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晚期。 医生判断，癌细胞在他体内至少潜伏、生长了两年以上。 也就是说，在过去七百多个日夜里，他带着不断扩散的肿瘤，进行着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得知病情，他的第一反应是请求医生向家人和单位隐瞒，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手头即将收尾的Ⅲ型机设计。 住院，对他而言只是换了个工作地点，他拒绝使用强效镇痛药，因为怕药物影响思维的清晰度。 在病床上，他摊开图纸，强忍着一阵阵袭来的剧痛，继续演算、修改。 医护人员目睹他因剧痛而扭曲却异常专注的面容，无不为之动容。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7岁。 他留下的最后愿望是，将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事业，用于研究。 正是这个决定，让后来进行解剖的医生看到了无比震撼而心痛的一幕，癌瘤几乎布满了他的躯体，胸腔内的肿瘤体积甚至超过了心脏，坚硬的胸骨已被挤压变形。 人们这才真切地意识到，在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他是以怎样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承载着何等剧烈的痛苦，完成了最后一次“冲锋”。 罗健夫走了。 他没能看到Ⅲ型机最终的应用，也没能目睹中国芯片事业日后经历的风雨与跋涉。 罗健夫的故事，为这些词汇提供了最具体、最滚烫的注脚。 他和他那一代科技工作者，是在真正的荒原上，靠智慧和血肉之躯，铺下了第一块路基。 主要信源：罗健夫：知识分子的楷模2019年09月10日14:54来源：新华网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