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罗广斌被叛徒供出，特务知道他是国民党司令罗广文的弟弟，在抓捕之前给罗广文打了个电话：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党。 1948年秋天的成都，第十五兵团司令部里，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 司令官罗广文拿起听筒，那头传来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刻意压低、却又带着几分试探的声音。 对方通报了一个消息，他的亲弟弟罗广斌，被地下党的叛徒供了出来，确凿是共产党。 徐远举的话说得很客气，询问这位手握重兵的司令，人，是抓还是不抓？ 听筒在罗广文手里握了许久，最终他给了个含糊又冰冷的答复，这小子从小顽劣，你们抓去关几天，教训一下也好，只要别弄出人命。 它暂时护住了罗广斌的性命，没让他当场遭遇不测，却也把他正式推入了那个后来被称为“人间魔窟”的渣滓洞监狱。 罗广斌走上革命道路，在家族看来，近乎一种“叛逆”。 他出身四川显赫之家，大哥罗广文是蒋介石倚重的黄埔系将领，仕途亨通。 然而，这个年轻人身上似乎天生有一股“反骨”。 家里为了管束他，曾将他锁在家中长达三年，他却能寻机翻墙而出，一路跑到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附中。 罗广斌彻底投身于追求民主与进步的学生运动洪流之中，家族的光环与铺好的坦途，对他而言不是荣耀，反而是亟欲挣脱的枷锁。 他选择的，是另一条充满危险却内心光明的道路。 罗广斌被捕时，甚至没怎么反抗，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叛徒的出卖让重庆地下组织遭受重创，名单上有他，并不意外。 然而，监狱生活的开始，对罗广斌而言，精神上的孤立远甚于肉体的折磨。 狱中的难友们，大多历经酷刑，意志如钢，他们一开始对这个“国民党司令的亲弟弟”充满了警惕与怀疑。 他无法大声辩解，只能通过行动一点点证明自己。 特务头子徐远举，是个精明而残忍的角色，他对罗广斌，采取了与对待其他政治犯不同的策略。 他几次提审，并非严刑拷打，而是“好心规劝”，为了施压，他们甚至把罗广斌的老父亲请到监狱，老泪纵横地哀求儿子“回头”。 罗广斌脸色铁青，最终一言不发，转身拖着脚镣走回了阴暗的牢房。 劝降失败，徐远举恼羞成怒，既然“软”的不行，便来“硬”的，他下令给罗广斌戴上最重的刑具，一副四十斤的“死镣”。 沉重的铁环深深卡进脚踝的皮肉里，每移动一步都钻心地疼，血迹常常染湿了裤脚和地面。 难友们透过牢门的缝隙，看到这个原本可以养尊处优的“少爷”，拖着这样一副枷锁，却在放风时依然挺直脊梁。 那一刻，所有的猜疑与隔阂冰消瓦解，行动胜过千言万语，他用自己的苦难和坚毅，赢得了难友们的完全信任。 在那座魔窟里，共同的信仰超越了出身，他们成了生死与共的同志。 他们秘密嘱托罗广斌，你的情况特殊，活下去的可能性比我们大。 如果将来能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们斗争的经验、遭受的背叛、以及用血换来的教训，完整地带给党组织。 时间在煎熬中来到1949年11月下旬，重庆解放的炮声已隐约可闻，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11月27日，渣滓洞的枪声持续不断，大量革命者倒在了黎明之前。 当屠杀的指令传到白公馆时，这里关押的“重犯”也已命悬一线。 然而，刽子手们人手不足，白公馆的大部分特务被调往渣滓洞增援，只留下少数看守。 看守杨钦典，一个出身贫苦、良心未泯的河南人，被留在了罗广斌等人所在的牢房外。 罗广斌和同室的难友们都听到了远处密集的枪声，知道最后的时刻可能到来。 罗广斌凑到门边，用低沉而急切的声音，对门外的杨钦典展开攻心战，他分析形势，说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 在极度的矛盾与恐惧中，求生与向善的念头占了上风，他颤抖着掏出钥匙，打开了那把沉重的铁锁。 门开了！罗广斌和另外十八位同志，如同决堤之水，冲出牢房，在杨钦典的指引下，冲向监狱后方的山林。 他们不顾一切地奔跑、爬坡，任由荆棘划破衣服和皮肤，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活下去！最终，这十九个人，成为了那场惨绝人寰大屠杀中，白公馆仅存的幸存者。 重获自由的罗广斌，没有立刻回家享受安宁。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含着热泪，日夜疾书，将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尤其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经验与忠告，倾注笔端。 二十几天后，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被郑重递交。 这份报告是历史的第一重回响。 而为了让更多普通人，尤其是青年人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些面孔，罗广斌与另一位脱险志士杨益言合作，将血与火的记忆化作了文学。 长篇小说《红岩》问世了。 书中许云峰、江姐、成岗等英雄形象，感动、教育了整整几代中国人。 主要信源：搜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