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陈再道正在家中享受宁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几名穿着制服的人闯入，说：“首长，有件事需要报告您，请做好精神准备，” 1984年，北京一个寻常的下午，阳光透过院里的槐树，在石板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年逾古稀的开国上将陈再道，正坐在藤椅上闭目养神，一阵略显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宁静。 几名身着制服的干部被请进院子，他们神色凝重，欲言又止，领头的同志向老将军敬礼后，递上了一份文件，语气沉重地请首长做好精神准备。 陈再道接过文件，目光落在上面，那不是他熟悉的军情电报或工作简报，而是一纸来自河南洛阳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 判决对象是“陈东平”，他的亲生儿子，而判决结果那一栏，赫然写着“死刑，立即执行”。 陈再道闭上双眼，沉默了许久，那沉默仿佛有千斤之重。 最终，他只是缓缓摆了摆手，对来人说，他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连命都交给了国家，他绝不能为儿子去求什么特殊。 随后，组织收到他亲笔写的回信，只有四个字：“服从处理。” 这份服从背后，是一个父亲锥心刺骨的痛，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对法律尊严最决绝的捍卫。 时间回溯到烽火连天的1940年。 孩子出生不久，战事紧急，时任八路军旅长的陈再道必须立刻率部开拔，襁褓中的儿子陈东平被匆匆托付给老乡照料。 这一别，就是整整十一年。 直到1951年，十一岁的陈东平才被接到北京，回到已是高级将领的父亲身边，住进了所谓的“将军府”。 长期的分离，让母亲对儿子怀有深深的愧疚，转化为一种近乎溺爱的补偿心理。 生长环境的剧烈变化，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开始在少年陈东平身上产生复杂的影响。 他敏锐地察觉到周围人对他态度的不同，那种因父亲身份而获得的隐性“优待”，逐渐扭曲了他对世界的认知。 他觉得，无论做什么，总有父亲那面大旗在身后遮挡。 眼见儿子越长越歪，陈再道忧心忡忡。 1960年，他将年满二十的陈东平送进了以纪律严明著称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希望军队这座大熔炉能锤炼掉儿子身上的纨绔气，将他锻造成材。 然而，陈东平的心思根本不在学习和训练上。 更危险的是，在那些充满蛊惑的电台声音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危险的偏移，竟然偷偷写信与海外特务机关联系，表达了叛逃的意愿。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无疑是极其严重的罪行。 考虑到陈再道将军的革命功勋，以及陈东平的行为尚处于预谋阶段，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给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已是极为宽大的处理决定。 开除其党籍、军籍和学籍，送往农场进行为期两年的劳动教养。 这本应是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在陈东平那里，这却成了一个反向的印证。 他并未真心悔改，反而在内心深处，更加有恃无恐。 两年劳教结束后，陈东平依靠家庭关系，进入河南省外贸系统工作。 在随后十几年里，他利用职权和工作便利，多次侵害女性，受害者达二十余人，情节极为恶劣。 为了堵住受害者的嘴，他甚至还伪造精神病鉴定等证明，威胁恐吓，使得许多受害者迫于他的背景和手段，不敢声张。 靠着这种肆无忌惮和精心伪装，他竟然在法网边缘“安稳”地度过了多年。 转机发生在1983年。 那一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声势浩大，铁腕无情。 在郑州市公安局的案头，出现了一封血迹斑斑的控诉信。 警方迅速行动，依法对陈东平进行侦查。 在他的住处，侦查人员不仅查获了大量淫秽物品和伪造的证明文件，更发现了一本详细的日记。 日记里，此人竟如同记录工作一般，冷冰冰地写下了每一次作案的时间、地点和经过。 这本日记成了将其罪行钉死的铁证。 面对审讯，陈东平依旧气焰嚣张，口口声声叫嚷“我爸是上将”。 他的背景，此刻不再是护身符，反而使其案件影响更为恶劣。 经法院严格审理，证据确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坏，陈东平被依法判处死刑。 消息传到北京，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据说，行刑公审大会在洛阳召开时，万人空巷，群情激愤。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家中，陈再道将军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窗外，默默肃立了许久。 无人知晓那位身经百战的老人当时心中具体所思所想，那是一个父亲对逆子最后的诀别，也是一名老兵对共和国法治精神的庄严致敬。 此后，人们注意到，老将军的书桌上，常年放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书页因时常翻看而微微卷边。 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他亲笔写下的七个字：“法律面前无特权”。 主要信源：新浪——1984年，陈再道之子陈东平，在河南被判处死刑，背后有何隐情
